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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的规则
对写文章的人来说，卷入笔仗总是难免的。现在学界也好，文坛也好，
论战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清一色，是打麻将的人追求的，但文坛毕竟不是
牌局，我想所有耍笔杆子的人，是不愿看到清一色的局面的。
有论战是好事，但这样的好事却不能由着性子来，这就需要定一点规
矩，谁来定这个规矩呢？我看就是卷入论战，或者挑起笔仗的人自己。笔仗
在抽象的意义上就是游戏，而游戏是不能没有规则的。这个规则其实就在每
个人的心里，论战的规则，现在已近似于社会公理，已成为文人的基本道德，
缺了这个德，不按这个规矩办事，那我们也只好无话可说，就像流氓唾在绅
士身上一样，绅士是不能和流氓论理的，就是论，当下输的肯定是绅士，但
旁观者则是清楚的，因为和流氓论理本身就是一种滑稽的事，谁要遇上这样
的事，那就只好哑巴吃黄连了。
那么论战的规则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两条：一是挑起笔仗的人，你写
文章必须用真名实姓，不能再像“文革”时期那样，随便造一个名字出来。
因为论战是要有回声的，你不署真名，让回击你的人去和谁论理呢？你既然
敢挑起笔战，按理说你不但不怕对方回应，而且应该是期盼对方回应的，真
理愈辩愈明嘛。你现在署一个假名字，又想攻击别人，但又不敢坦然走到论
战场上来，羞羞答答，这至少不符合论战的基本规则。50 年前，储安平办
《观察》周刊的时候，特意将“本刊传统”期期印在刊物上，其中第二条即
为：“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载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这才是一个敢
于挑起论战的人应取的态度。这是从作者一面说。二说刊物。编刊物的人，
不能没有立场，就是主张中立，主张客观的刊物，其实也是有自己的立场的。
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信仰，这不是坏事，我们不论你的信仰如何，但任
何刊物，应该遵守最起码的职业道德，这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人类文明的
结晶就是无论什么政治信仰什么种族的人，在文明的基本点上是有共识的，
大家都在不约而同地遵守。对一个刊物来说，既然有人写文章挑起笔仗，而
且文章还是直接涉及具体的人和事，这样的文章不是不可以发，但发表时要
遵守规则，那就是文章是谁写的就署谁的名，不能用假名发表，有多少人写，
就署多少人的名，这样的文章，就是署一千个姓名，读者也是有兴趣的，不
嫌多。再就是你写文章批评了别人，刊物也发表了，对刊物来说，你必须同
意，或必须做好准备，就是如果被批评的对方要写文章回应，你必须做到一
是照登对方的文章而且篇幅不能少于挑起论战者文章的篇幅，二是必须以最
快的速度来刊载这样的文章。我们办刊物的人，不能先存了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的心理来编刊物，既然自认为真理在我手中（这也不是不许
可），但你不能不许别人说话，而且在明知道对方不能说话的时候，才挑起
笔仗，这不但是不守论战的规则，简直就是不近人情了，而不近人情乃大奸
大恶。
做人的底线
这一两年，经常听到朋友们在议论历史上许多失节的文人或者官员，
由此也多少涉及到对当代的一些评价，总的情绪是人都是复杂的，世事艰难，
每个人都不容易，都有一个底线，在底线内，都好说，都容易求得谅解，但
过了这个底线，再要辩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那么什么是底线呢？这个标准由谁来定？由谁裁判？我觉得底线虽无
明文规定，但这个线在人们的心中，它是无形的，但又时时制约着人们的行
为，特别是社会贤达的行为。
我所理解的底线有两条，一条是带有民族情感的，如外敌入侵时，应
当持一什么立场。中国人最讲这个，在这方面失节，通常不会被后世谅解。
一条是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如公然违反人类行为的准则，中国人好像不太
在意这一点，所以许多在这方面过了底线的人很容易被谅解，这是很悲哀的。
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那样的事给了谁都得做，环境使然，不做不行。
不管持这种观点的朋友有多少理由，我觉得过了底线，不管过去如何，总是
一大污点。许久以来，我经常听到朋友们为一些过了底线的人辩解，听听他
们的理由，好像也不无道理，但不能细想。如果照那种辩解的逻辑，似乎世
界上的事就只是利害，而没有是非了，这怎么可能呢？我读过周佛海的日记，
如果光听他说，那理由也很让人动心，但终究经不起一问。周作人出任伪职，
就北大当时的校产而言，是得到了保护，而且还有发展，但人们不会因为这
就原谅了他，如果多几个这样做了而被原谅的例子，以后再遇上大事时，肯
定选择周作人的路的人要多起来，那时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所以这个底
线不能过。
当年燕京大学复校时，燕大教务长洪业曾替两人说情，一个是燕大图
书馆馆长田洪都，日据时期他继续主持图书馆，洪业说他为保护藏书，动机
是好的，但没法说服别的教授。
另一个是容庚，他在伪北大教了书，洪业说容庚一向在抗日运动里很
活跃，他还办过爱国杂志《火把》，很多教授都给他投过稿，他在伪北大教
书只是为求温饱而已，但洪业同样未能说服别的教授（陈毓贤《洪业传》149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如果这样的教授可以原谅，那当年跋山涉水去了重
庆和昆明的大学教授不是可去可不去吗？但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西南
联大回到当年的北平后，傅斯年代理胡适出掌北大，坚决不聘在伪北大供职
的教授，这就是底线，不能过。由于事关民族大义，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是有
好传统的。但我前面说的另一条底线，就不明显了，有时过了这条线的人反
而比没过线的人还得意，这是因为中国人在人道主义这条线上没有悠久的传
统，所以才有“宁可错杀而不放过”的传统。人道主义好像是西方的东西，
听起来很抽象，但我理解也很简单，就是行善，不要做绝事。什么是不做绝
事呢？就是人头掉了是不会重长出来的，如此而已。这个底线也不能过，谁
过了这个底线，或者谁原谅过了这条底线的人，好像都不会让后人谅解。不
管什么线，其实说到底是我们做人要先有一个最低的标准，过了这个线，就
不是人了。
学者的道德
前两年我见到一篇书评，是批评一个中国学者就有关南极问题研究抄
袭一位西方学者的专著，这篇文章是用对勘法做的，我虽是外行，但看得出
抄袭者的技巧。
还有一位上海某大学的学者，我至少见到两篇文章揭露他的语言学研
究，是抄袭外国学者的。但最近我见到一位从上海来的学者，说到这位抄袭
者，他也无可奈何，因为这位抄袭者，教授还照样做，还照样给学生讲他的
学术成果。
我忽然想起前两年的这两起剽窃事件，是因为我在刚刚来到的一期《自
然辩证法通讯》（1998 年4 期）上，看到李佩珊、薛攀皋两位先生的文章《是
英文问题，还是科学道德问题？》他们在文章中揭露了北京某大学生物系蛋
白质工程和植物基因工程实验室的6 名研究人员（文章署名潘爱华），在一
篇研究报告中，有1／3 抄袭了国外同行的研究报告。这篇文章也是采用对
勘比较的方法。文章的作者希望“把这一事件公诸于科学界，对端正学风，
促进科学水平的提高，大有稗益”。
这几起严重违反科学道德的事件，已经催人猛醒，我们今天从事自然
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的确面临一个重新确立自己的科学道德的问
题。与那些地方大学，小科研单位个别人为评职称而抄袭的行为不同，这几
位抄袭事件的当事人，本身并不存在职称问题，他们已经是教授，而且是中
国名牌大学的教授，是国家级科研机关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这样做，败坏
的不是自己的名声，而是中国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声誉，所以对这种
违反科学道德的可耻的行为，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在言论上对这种
行为穷追猛打，让这些抄袭者的名誉扫地。为此，我建议国家教委和有关单
位，对这类事件的发生，要给予高度注意，如有大量可信的论证材料证明确
系抄袭行为的话，至少要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