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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选择党派、随意批评政府等行为来体现自己的存在，这些特征决定了大学
教授是一个主体性极强的群体，其生存环境也就具有相对的多变性，他们比
其它阶层要难于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长期生活下去，这时候自由流动就必然
成为他们生存的基本保证。如果失去这个，对大学教授来说实在太痛苦了。
可以设想，当一个大学教授既不满足于自己的工作环境，又厌恶自己的顶头
上司，可他又无法摆脱这样的困境，那么他们的才华不但得不到充分展示，
而且会日益枯萎。从一般意义上讲，人们以为大学教授不宜于合作，但这只
是基本的道德评价，对大学教授来说以道德评价一切显然是不够的，这个群
体由于具有较强的专业特征，他们更追求志趣、见识、水平的大体一致，所
以选择性也就较强，这种要求当然比一般随意混碗饭吃的谋生要多一点矛
盾。但由于自由流动的权利存在，所以大学教授往往不会在矛盾激化的情况
下才做选择而是感觉不适即主动回避。1926 年鲁迅辞去厦门大学的教职而
改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教务长。但第二年3 月，中大文学院院长傅斯年
聘了顾颉刚来中大，而顾与鲁有积怨，所以鲁迅的第一个决定是和许寿裳迁
居校外，一个月后鲁迅就辞去中大的一切职务，10 月底便和许广平到了上
海。以鲁迅的性格。如果他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既应了中大的教职，而不
能离开，那他非气死不可。但由于有这个权利，各人都可做主动选择，鲁迅
不走，顾颉刚要么不来，要么来了也会走的，合则聚，不合则散，自由流动
是最符合人性的活动规律。此类情况在当年大学教授中是常见的，那时大学
教授终身只服务于一所大学的例子极少。
自由流动本是宪法中迁徒自由的具体化，它的实现与大学教授的经济
地位直接相关，自由流动的存在必须以经常性的运作来体现，否则单说有这
个权利，而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活动的实例，那自由流动也就是一句空话，
1949 年以前，大学教授的经济地位是较高的，我们从清华梅贻琦就任校长
后的一项规定就可看出。当时教授的收入为300－400 元，最高可达到500
元，而且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120－200 元，助教
为80－140 元，一般职员30－100 元，工人9－25 元。（转引自刘克选：《三
十年代清华大学成功原因初探》，《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 年第3 期，第29
页）很显然教授工资（以最高为限）是工人的20 倍，我们如果不以阶级的
观点来评价这种差别，而从管理本身来看，这种差距是有其合理性的，经济
地位的确立使自由流动成为可能，同时也激发了大学教授钻研学问的热情，
因为它使每一位大学教授总能在不断的流动中找到自己最佳的工作环境，一
旦不适，便又重新选择，在这样的流动过程中，从精神到物质，他们总能较
长时间地保持最佳状态，多数人自觉固定下的大学，总是最心满意足的。闻
一多在1926～1930 年间流动于上海、南京、武昌和青岛的著名大学，最后
于1931 年在清华安定下来，朱自清在同一时间内也由杭州一师、扬州第11
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中学、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最后固定在清华。（季
镇淮编著：《闻朱年谱》，第117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 年8 月）自由流
动本身是一种双向选择的过程，是一个活的机制，在这过程中，以趋同为基
本特征，只育学术水平、爱好兴趣、道德水准都基本协调的人最终才会聚在
一起，1949 年前同一学科中水平接近的大学教授基本上都有过曾经同事或
共处一校的经历，这对学术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对大学来说，自由流动的
结果总是能将磨擦和矛盾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教授间的平
静与和谐，而自由流动又不断打破这平静与和谐，在流动中始终保持活力。
对大学教授而言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最终都要体现在自己的思想和
学术成果能否进入传播，在三十年代，传播的意义主要在于能否变成铅字，
即能否以出版的形式流传。
西南联大时期，集中体现教授这种权利的是教授的任何学术活动政府
没有干涉，在教授中先后办有《当代评论》《今日评论》《战国策》这样政治
倾向明显不同的时评周刊。
对当时的学生来说，他们享受了和出版的自由，在校园内以各种形式
的壁报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形成了一个较为活跃的思想空间。在整个抗战期
间，西南联大做为自由精神的堡垒，自觉地抵制了国民党试图强加给学校的
思想控制。这种来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影响了西南联大的学生，直
到今天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依然能见到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活动的身影。
殷海光晚年谈到自己的人生经历，认为主要“受五四的影响和五四后期的西
南联大的薰育。”（《殷海光遗札》，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一，第310 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年8 月）他在西南联大时，受到金岳霖的赏识，这
对他一生的思想具有决定作用。“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
而已，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
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同
上）王浩认为，对当时西南联大自由民主的学风，身临其境的人才有最亲切
的感觉，这里不论年资权位，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
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每个成员因为品格和学识不等，会受到别人的尊
重或轻视，也有些人为了个人的复杂心理，作事对人不公正。但是大体上开
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都是好的。”（王浩：《谁也不怕
谁的日子》，第66 页）余英时论钱穆时曾说：“他承认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
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可惜为战争所毁，至今未能恢复。”（余英时：
《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5 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年12 月）实际上在
西南联大时期，这个“客观的标准”还是存在的，真正的消失是1949 年以
后。
五、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精神状态
（略，参见本书第五辑《从〈观察〉的言论看四十年代大学教授的精
神状态》一文）
六、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衰落
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群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从1949 年后开始衰落。
虽然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中的多数人在这一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留在了大
陆，但他们的选择与他们曾经拥有的价值观念之间出现了巨大差距，这是困
扰许多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者的问题。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大陆普遍对知
识分子，特别是受过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强迫他们
放弃原有的价值观念。五十年代初，几乎所有在高校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
被送去“革命大学”洗脑筋。如果说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还仅是新政权试图
以学习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强迫他们接受马列主义的话，那么1952 年进行
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却从结构和体制上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根本打散
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主体是出身清华的留美学生，但在这次院系调整
中，清华受的打击最大，这所有自由精神和独特学术传统的综合性大学，被
强行改成工科大学，使原有的充满活力的人文环境只剩下半壁江山，这个群
体中的许多知识分子离开了大学而进入了受政府控制的社科院系统。随着自
由流动权利的逐步丧失，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固定在单位中。
同人报刊的很快消失使知识分子表达思想的基本方式完全被纳入固定
的意识形志中。朱光潜本来对自由主义价值观是很向往的，1947 年《观察》
周刊争论“自由主义往何处去”时，他也参加过论战，他认为自由主义者不
属于一个政党，只体现一个中立的超然的态度。朱光潜认为，既然为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
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这与自由主义的精神是背离的。
他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应当仇视自由分子。他写到：“我敢说在三
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