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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多党并存，只是因联合而执行一个统一的政纲。第二在经济上是容纳混
合的方式。有些是私人资本，有些是国家资本，有些是合作经营。至于土地
则实行合理的再分配。我以为如果把这几类当作原则，这都是中国今后所当
取法的，尤其我所赞成的是学术自由纯采西洋文化的传统的自由空气”＇13＇。
张东荪在文章的最后声明他不愿争论下去，他认为一个书生来谈政治，最好
还是态度要斩钉截铁地光明，固然不要顾忌，却亦不要投机。他希望大家能
求同存异。 ＇13＇《观察》第3 卷第23 期第3－4 页。
张东荪的文章之后，《观察》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正面交锋似乎已经平
息，但并没有结束。后又发表了当时远在美国的郭叔壬的《宪政和中国文化》
一文。这篇文章虽然不是以论战的方式参与论争，但所发的议论是由论战本
身引起的。文章在论战中似乎有点总结的味道，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观
察》编者的某一倾向。郭叔壬认为，宪政政治是一种生活情态，生活情态的
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体，所以宪政初行之际，不宜陈义过高，只要我们能
有这个制度，则总胜过我们没有这个制度。如果大家能够脚踏实地，就问题
的本身想解决问题的方法，则假以时日，这个制度终有一天会为大多数国民
所接受的。而且宪政的推行，我们不能期望成功于旦夕，更不能因为有人把
持，便根本怀疑这个制度的本身，而放弃推行这个制度的努力。认真讲，我
们必须把这个制度的理想，贯注于我们人民的实际生活，濡染浸淫，使这个
制度能够变成我们文化的一部分，纵有错误，我们可以不断地修改，时间一
长，自然有水乳交融的一天＇14＇。不难看出。
这是一个从长远文化建设着眼的理想主义者的回答，作为一种文化预
设，这种思路是富有远见和实事求是的，时间越长，越能见出这种思想的可
贵之处。《观察》关于中国出路的争论最后以1948 年4 月10 日樊弘在第4
卷第7 期上的一篇名为《只有两条路》的文章而结束。樊弘在这篇文章中认
为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人道上、哲学上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反动的路，
一条是革命的路。“反动的路，在把政权放在剥削者阶级手内，但以剥削者
阶级自动的放弃他们的政权，或自动的限制他们自己的剥削，可以增进人民
的福利。
耶稣、孔子和今日的教授者们倡导的第三条路便是这一条路。”“革命
的路，在把社会上剥削的阶层联合起来，向剥削者阶层以和平的或战争的手
段，夺取政权，根绝或限制剥削者剥削的权利，以保障被剥削者的生命、健
康与自由。”由此樊弘认为中国只有两条路，更没有第三条路。樊弘在这场
争论中给人的印象是他以一个经济学家的面貌出现，而缺少那种纯粹知识分
子从长远考虑文化建设的目光，所以他的多数观点都是着眼于眼前的现实，
他甚至主张不惜以“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这就与知识分子的功能相去甚
远了。 ＇14＇《观察》第4 卷第3 期第6－9 页。
自樊弘文章之后，《观察》没有再继续争论这个问题，但关于这场争论
的余波还在持续。1948 年7 月张东荪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作为
“观察丛书”之一出版。在本书中他明确而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的
观点在往日《观察》文章中多有表述，给人印象深的还是他以一贯主张的“以
增产而求平均”反对“以再分配而求平均”的主张，另外，他反对暴力革命，
认为“历史上的革命几乎无一不是牺牲太大而代价不足偿其十分之一”。张
东荪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将要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时刻所贡献出的
理性思考，在近半个多世纪以后，仍然具有启发意义。作为知识分子，他是
尽了他的天职的。
关于这场讨论，当时的《世纪评论》、《时与文》及新创刊的《新路》
等刊物都有文章发表，由于本章的主要目的是考察《观察》时期的争论，所
以对于《观察》之外的有关争论就不再涉及了。
张申府的《呼吁和平》
1993 年是张申府诞生100 周年，这位在五四时期即活跃在中国思想文
化界的重要人物，在历经多年被遗忘的命运之后，又有学人开始重新提起。
我在本书中不可能全面评价作为哲学家的张申府，我只想从张申府与《观察》
的一点偶然关系中指出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从年龄上讲，在《观察》时期，张申府已是将近60 岁的人了，他与陈
独秀、李大钊、胡适为一代人，对储安平来说，张申府算是他的前辈。在《观
察》78 位特约撰稿人中，没有张申府。在整个《观察》时期，张申府只给
《观察》写过一篇短文，即著名的《呼吁和平》，发在1948 年10 月出版的
第9 期头条。
这篇短文对于张申府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决定了他后
半生的道路。
可以设想，假如没有这篇短文，以张申府的学历、学识、资历和他与
中共领导人的交往（他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他的命运不会终止
在一个图书馆研究员的位置上。
然而历史是没有假如的。张申府的《呼吁和平》成了他一生命运的转
折点，因为他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讲出了
他最应该说的话。他的悲剧命运不在于他讲错了话，而在于他讲对了。
在五四时期，由于受李大钊的影响，张申府信仰过共产主义，并译介
过一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但张申府毕竟是一个深受西方文化影
响的知识分子，他虽然参与过共产党的最初建立，但他对政党的理解却执著
于一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秉性，不愿在政党铁的组织纪律支配下失去个人
的充分自由。1925 年，在中共四大上，他能毅然退出共产党，足见其对个
人自由的渴望和愿以学者身份参政的超然姿态。他后来参预“北平救国联合
会”，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组建民盟等政治活动，都是基于一个知识
分子的良知而作出的选择，他不是那种愿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具体政治活动
中去的人，他的思想深受罗素、罗曼·罗兰等人的和平主义影响，始终愿以
超然的独立态度表达自己对战争、对和平、对一切反人道现象的独特见解，
而不计较个人一己的利害得失＇1＇。 ＇1＇张申府《我对罗素的敬仰与
了解》，见《张申府散文选》第511 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 年8 月版。
因了《观察》上的这篇文章，张申府被开除了民盟，并受到共产党及
民盟左派领导的严厉批评。《毛泽东选集》中收有一篇《国民党反动派由“呼
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的文章，“呼吁和平”是加了引号的。虽然没有指
明这一口号的具体来历，但可以从中看出对这个口号所持的激烈批判态度。
对于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很多人以为是书生气十足的议论，因为当时共
产党节节胜利，淮海战役即将开始，国民党败局已定。此时提出和平的要求，
正适应了国民党政权企求喘息的需要。这种评价不仅误解了张申府，而且也
是以党派利益为起点得出的结论。我们何不细思一下：
以张申府的学识和他多年接触政治人物和政治活动的经历看，他不会
想不到自己文章将要遭受的命运，所谓书生气十足，怕是对张申府缺乏深一
层了解而得出的轻率结论，他绝对能想到自己的声音将要遭受的回应，他以
一个和平主义者发出的人道呼声，不但今天看来是正确的，就是在当时的历
史条件下也没错。我这种判断的逻辑前提是，张申府作为一个远离具体政治
活动的大学教授，他不可能从具体的党派利益出发，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
只能凭自己的良知说话，至于他所说出的话在客观上对参预战争的双方哪面
有利，他是不考虑的，他面对的是被战争搞得疲惫不堪的人民和丧尽元气的
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要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也发出“将革命进行到
底”才是合理的吗？我们在分清政治操作者和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之后，才
能对他们的言行进行具体的评价。
如果按照政治操作者的逻辑，张申府不应该“呼吁和平”而应该“呼
吁战争”，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这怎么可能呢？
“呼吁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