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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热的“夏夜十点半”，是爱情的绝望堆积和无望发泄的交集时间。
酗酒的玛利亚，有着杜拉斯似的冷漠理智和绝望，她清醒地看着丈夫皮埃尔和他们共同的好朋友克莱尔在高温下被点燃的亢奋情欲，她清醒地注视着曾经的爱情一点点地损耗和收缩，她甚至故作愚蠢地为他们的幽会制造着机会，她就这样看似麻木然而痛苦地把自己藏在酒精的后面，她酗酒的脸庞上总是挂着温顺的笑意，她的痛苦没有出路，直到。
凑巧的是，他们下榻的小镇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起令人司空见惯的第三者血案，奸夫淫妇被戴绿帽子的丈夫杀死了，后者又借着暴风雨的掩护藏身于他们所在旅馆的屋顶上。玛利亚在无意中同时发现了丈夫和好朋友在阳台上的幽会，以及躲在屋顶上的罗德里戈。
杜拉斯在小说里，没有给她的人物们更多的心理活动空间。所有的心态我们只能自己猜测。我想，一定是抱着一种抓到稻草的心态吧，玛利亚竟然毫不犹豫就想办法营救这个在雨中一动都不敢动的“受伤杀手”，一个采取了和她截然不同的方式面对背叛的男人。这种稻草，不是救命的意思，而是一种为她的痛苦提供酒精之外的另一种宣泄渠道的意思。里面更多的是同病相怜的感觉吧，而非真如玛利亚自己后来自我表白的：也许我以后还能爱上他呢，也许我们以后还能发生一些什么故事呢。实际上，这只是她自嘲的说法，同时也是一种他嘲。她这时候是想到了自己的吧：一段旅程，一场情欲的放纵，竟然就可以抵得过一段漫长的婚姻！那么，我为什么就不能爱上一个萍水相逢的男人呢？
可是，爱情是随处可见、随处可得的吗？玛利亚和罗德里戈面对背叛所作的不同选择，我不想以性别的特点来解释，事实上，这里的区别更在于一个人心灵的深浅程度的不同吧。对复杂人性的了解、认知、理解和包容，哪怕其中是有着深刻的痛苦的，她仍然能够明白并且接受生活中所有无法挽回的流逝和失去，所有难以抗拒的诱惑。
这就是杜拉斯的绝望，清醒的绝望，她其实没有给出什么希望的。只不过，她的仿佛是希望的微光，是给那些依旧对生活秉持信念或者从来没有和生活真正遭遇过的善良和单纯的人们准备的，就像是若隐若现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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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编辑：E书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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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杜拉斯讲杜拉斯——读《写作》
作者： 童蔚
四年前，也是３月的一天，写《情人》的她走了。玛格利特·杜拉斯，生于西贡，死于巴黎，享年８１岁。她离去的那天，巴黎的街头下着小雨，天地如诉，人们只要闭上眼睛，就能听到她的倾诉与叙说，化作音符储存在人们的记忆里。
她一生写了４０余部小说、拍了近１０部电影，掷地有声，映之如虹。她去世后，其作品在全世界一版再版。在中国，《情人》、《广岛》、《琴声如诉》，加上最近《杜拉斯文集》的出版，她文本的风貌豁然开朗。然而，其中一本极特别，书名为《写作》的书（见春风文艺出版社《杜拉斯文集》之十五）引人以思。看来，杜拉斯生前就对自己的读者有所感知，留下的“遗言”（书含几篇评论），可以揭开“杜拉斯之谜”。作为女作家，她的语言音乐，她讲故事的方式，以及诗化的书写：时急时缓，随心所欲；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会这样，这些长久的疑问，好像一张张的纸牌等待各方开启……而最终，她的写作要由她自己来讲述。
这就是“杜拉斯风格”。无论对人、对己均毫无保留，也毫不留情；无论是写小说、做电影、还是搞评论，她一样“苛求”以待，创意倍出。阅读《写作》，读者将重温她的生活、爱情以及孤独。所谓杜拉斯方式，首先，她是在生活中“书写”，而后，在《写作》中“书写”。因此，无论生活还是艺术都玉璞难辨，要区分书中的杜拉斯和无数个日常的杜拉斯，已无可能。她的写作，正是将生活上升至极限的努力，让人感到在平面的、碎裂的日常事件中，她搅动文字的波澜；它们和人类最古老的乌托邦精神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永远地告别了过去，朝向未来，却又彼岸无边，无法抵达，只能存在于读者感觉的深处。
在这样一本书中，杜拉斯始终在向我们谈论“谁是杜拉斯”；然而，即使读完她的小说，再读这本书，她交到读者手中的答案，依然令人忐忑不安，因为，以她的眼光阅读她的写作，谜题犹存……。
不得不写作的女人
在《写作》中，她说：
“写作，那是我生命中惟一存在的事，它让我的生命充满乐趣。我这样做了。始终没有停止……”１９３４年，杜拉斯发表其第一部小说《无耻之徒》。到了翌年，一位作家注意到这位年轻的天才，敦促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另一部小说《安静的生活》。之后，人们很快注意到她。引人注意的是，１９５０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发表后，她以几乎问鼎龚古尔文学奖的气势，崛起文坛，仅因为她当时的共产主义倾向才被落选。３０岁，她处于战后创作的高峰，与萨特等人成为知识界的明星。但其后，经过波峰过后的低谷，等到她的面容融刻了蛛网般细密的皱纹，她才嬴得世界性的声誉。对这样的一个过程，她说：
“我在一个洞里，待在她的底部，处于一种几乎是彻底的寂寞中，然后，发现只有写才能拯救你。不为任何理由，没有任何念头……不在任何东西面前。像一种生动的不加修饰的写作，可怕得无法超越。”没有疑问，这是一位女性作家的独白。写作于她充满了生与死、爱与恨，其中原始的情感，荒芜、空洞，充满感知又处在未知，在那精神底蕴无比深刻的洞穴里，她聆听外界的召唤，而不仅仅是躲避。玛格利特·杜拉斯的创作深植于女性心灵，具有耐心、坚强的意志；１６岁在越南光彩夺目的照片，异域生活的痕迹在作品中难以磨灭；老妪般疲倦的面容，眼睛还凝望着战争的烟云未散：１９３９年，她与诗人罗贝尔·昂特勒姆结婚，他们有过不平静的岁月；１９４２年，巴黎被占领，孩子刚出生就已夭折，丈夫被捕，很多人在流放中死去。昂特勒姆活了下来，密特朗把他从德国集中营领回来，密特朗还将杜拉斯引入抵抗运动，最终参加解放集中营的工作；她那饱尝烟酒的容貌，也像她的名声一样显赫。最终，杜拉斯病倒床榻，这时的她说：“经历过６８年的人都因希望而生病了，所谓希望就是人们对无产阶级这一角色的希望。……然而，没有任何人，任何东西能够治愈我们一代人的希望之病。”至此，她以一种特别的眼光看待世界，据说，那是一种“情人”的眼光。她那样地看待世界，没有一天的安全感，她的爱和恨也显得失去了遮拦：
“整整一冬，都属于这种癫狂。当事情转向不那么严重以后，一个爱情的故事出现了。后来我就写了《如歌般的中板》。”然后就写下：《８０年夏》、《痛苦》、《蓝眼睛黑头发》、《萨凡纳海湾》、《埃米莉·Ｌ》……每一部书，她都等待着形而上的形式感赫然降临，她的绝望，她的执著，寻迹攀升，找到声音的旋律，找到白天与夜晚交替的节奏和韵籍。
否则，她不该在７０岁时写《情人》。惟一的一次青春，要等待近一个世纪的反刍；这样的欲望、爱恨和悲凉，这样的最艳丽的时刻，在异乡、在广岛、在战争之中与战争刚刚结束时女人的“颤栗”……
否则，她不该从激进的先锋派，退回到没有派别的语体，也不可能创下“杜拉斯语体”。
她如此总结自己的创作：“我恰好有几分天才……”、“我是一个桀骜不驯，标新立异的作家……写作激发了野性”、“一本书，那是未知世界，是黑夜，是封闭，……可是，突然间，一切都不同了。”无边界的写作写《情人》的她，打开过无数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