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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等一系列问题。虽然在11日和12日，广州市政府和广东省政府先后公布了疫情和患者人数，但这个事一看就知道它不单纯，首先即使它是疫情，它也是影响相当广泛，与大多数人相关的瘟疫；第二，这个疫情比较直接地和某些的制度问题联系在一起。
当时仅仅是一个广州的事。我们有两支队伍：一个是在广州那边写，写早期的广州非典型肺炎发生的整个过程，还有一个人在北京采访世界卫生组织、卫生部等等，两边都在做。尽管我们不是太熟悉这个体系，但我们对医疗卫生问题是有兴趣的，像我们的学术顾问汪丁丁也比较重视这些。2002年我们做得比较多的就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医疗改革。所以，在这个领域进行制度性探讨，还是有基础有资源的。
采访者：“非典”期间国内哪些媒体的报道给你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或者说，你觉得有哪些媒体给你们提供了启发和线索？
胡舒立：原来我们比较重视当地那些全国发行的媒体，像《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我们觉得它们跟我们的竞争比较多。但当广州出了这个事情以后，我们把广东当地的报纸都看了一遍。看了以后，我觉得都市报在中国新闻的变革当中是非常不可以小瞧的一支队伍，是新闻变革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地方媒体一方面竞争激烈，一方面跟读者更为贴近，责任感很强。我觉得他们做得很不错。这次新闻报道让我认识到地方媒体其实是挺值得注意的。我非常强烈地感觉到，一旦地方的媒体行动起来，他们报道相当深入，讲得很尖锐。当地报纸对非典型性肺炎的报道是很细，可以从中了解整个事件的各个方面，尤其当时广东很多搞公众行政的专家和政协的专家也出来讲批评政府，言辞非常尖锐。当然广东在这方面报道的黄金时期很短，但他们这种很辉煌的表现，令我们很佩服，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采访者：财经类媒体的报道取向和报道范围一直是大家不断探讨的问题，也许有人会觉得，“非典”这个事跟财经话题搭不上边。你怎么看？
胡舒立：我觉得财经媒体应该做新闻判断。如果是硬新闻就可以做，就是财经界关心的重大新闻。我们责无旁贷。
这又涉及到什么算硬新闻。新闻业喜欢讲可读性，但我觉得更应当关注什么样的事情更为重大、具有关键性意义。至于《财经》为什么报得比其他媒体早一些，可能与在香港的认知相关。大约3月二十四五号，我们派了个记者曹海丽去香港驻站。到了香港以后，她发现所有的人都戴口罩，就她一个人不戴，反倒显得奇怪了。当时“淘大花园”爆发疫情，她立即去采访了，写了稿子回来。我们同时上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上去看了一下，发现广东报告的疫情人数是七百九十二个（截至3月26号），已经翻了一倍。我们采访了卫生部，北京市、广东省卫生部门，还有世卫组织。做了一组特别报道。
当时就有朋友建议说，你们还是不要做，新华社也没有对内发稿，像《北京青年报》只登了一个特小的“豆腐块”，大家都还不知道。我说，杂志周期比较慢，但我估计这事是不会推的，很快会公之于众。这毕竟是传染病。果然，那天晚上，我们杂志都到印厂了，张文康（当时的卫生部部长）突然出现在电视上，我们马上从印厂（尽管那时我们这杂志已经成型了）把杂志付印样取回来又增加了一个最新的疫情报告，就是张文康公布的截至3月底的报告数字。另外，我们在这一期杂志上刊出了世界卫生组织网站网址。
我觉得在这个报道上，好像新闻界有一点过于谨慎。其实也没有规定不能报道，大家也都不登。
采访者：是不是有一点麻木，或者存在某种谨慎的惯性？
胡舒立：我觉得这个惯性不太好，所谓报喜不报忧的问题，我觉得做灾难报道的时候记者的意识还是很重要的。那天中央电视台一个节目找我采访，提了一个他们自以为设计得比较精致的问题，意思是说“做这种新闻是不是考虑到比较有卖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庸俗的问题。记者应该去报道灾难新闻，首先想到的应该不是它是不是有卖点，首先应该判断它是否有新闻价值，是否体现了那种“喉舌”的精神。我回答他们说我又不是卖报纸的，我又不是做销售的，我是做新闻产品的。
采访者：为了更新这个杂志，把最新的消息登上去，像前面提到的张文康上电视的那种情况，从印厂拿回大样修改肯定需要增加一些成本。这种投入有无必要？
胡舒立：的确有的媒体对成本算得比较精，但我们一直不太计较这个。我们赚钱是这样，我们不赚钱也是这样。我们这一次出版号外估计也要赔好几万元（因为没有广告收入），昨天他们负责经营的人还在跟我提这个事。但我觉得，这是必要的付出。我觉得对做内容的人，成本约束当然是一种痛苦，但自己主动地、过分地考虑成本，没有必要吧？为什么大家好像都成了经营行家，一上来就问我这方面的想法呢？
采访者：既要做好报道又要保证采访人员的生命安全，你们当时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胡舒立：我们在3月下旬就买了口罩发给大家。当时我们司机去买口罩，他咨询自己在积水潭医院工作的朋友买几层的好，连他的朋友都笑他过于紧张，结果过几天他们医院就出现感染者，再不笑话我们了。我们3月底就规定：出差必须戴口罩，上飞机、坐地铁必须戴口罩。后来我们还专门请了治疗SARS的专家，给员工做了一个预防培训。此外，我们还采购了工作服等必备采访用品，在办公室设了专门的消毒室。在杂志社前台，我们给每个外出采访回来的记者发放酒精棉球擦手。
采访者：花了多少钱？
胡舒立：到4月上旬大概花了八千多块钱。
采访者：我有一个朋友不是做新闻的，但他很敬佩你们在号外中很早就已经把“非典”传播的基本脉络给理出来了，你当时是怎么做的？是不是有人帮你？
胡舒立：SARS出来后，你只要认真地采访，几乎到处都是新闻。当然，总要稍微前瞻一点想问题。这个前瞻性不是盲目的，是要顺势的。比如对SARS的公开性，其实是可以想到的。这种事，怎么可能瞒着？一旦公开，就要考虑，如何总结教训？4月20号以后，我们主要在想，尽可能把报道做得深刻一些。我们当时设想，报道SARS在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的情况，可能能够更尖锐地反映出这些年来中国发展的代价问题。因为SARS看上去很偶然，是病毒传染一批人接着往下传播，但从本质上来看是提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和发展的代价问题。我国这些年来恰恰在卫生的预测和预防上投入非常低。SARS也反映出我国公共卫生事业改革的滞后、医疗体制改革的滞后、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我们当时就认为问题在中西部会比较突出，要做一个对中西部疫情比较全面的报道。最早是想去宁夏，但是发现去不了，而且宁夏并不是疫区，后来就转而报道山西，主要是出于三点考虑：一是那里疫情比较严重，仅次于广东；二是那里是北京疫情的发源地，至少北京的首批病例和山西有关系。另外，山西地理位置位于中部，也比较近，而且山西我们北京人是可以去的。
第一部分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第14节 我在寻找什么？（2）
采访者：山西方面在接受采访时没有压力吗？
胡舒立：我觉得山西在这方面比较开放。当然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采访会比较顺利，后来发现当地并不像咱们想像中那样表现得很神秘。
采访者：你怎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调动足够多人马去做这个报道，你是不是早就已经做了这些准备了？
胡舒立：首先我们在香港的那个记者坚持做SARS报道。在北京，4月1号以后我们开始有专门的一个团队做SARS报道。
采访者：当时你身边的一些朋友是不是也不希望你做SARS报道？
胡舒立：我们曾经在4月20日前后想报道北京对SARS的确诊方法和真实的数据，但采访难度特别大，结果报道做得不透。另外，我认为如果拿不到有说服力的事实——疫情报告等，就干脆以采访日记的形式刊出，不主张没有依据的分析。总的来讲，以我多年的新闻实践，我认为尽管新闻报道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