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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比较坦率，向我们吐露自己的苦恼和思考，从二十年前讲到二十年后。给人感觉没有什么架子，在座的采访人员中有程宏以前的部下宋阳，他不时诙谐地说，“这个事儿宋老师也知道”。
有一点比较可贵的是，程宏对于自己所处的位置、电视业的一些体制问题等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都有一种积极的态度，随时准备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解决问题。
但是，他同时也是非常“狡猾”的。他抓住大把的时间讲了自己的一些有趣的、能够抓住听众的经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描述细致生动，惟妙惟肖，非常吸引人，经常逗得我们开怀大笑。而就在笑声中很多的关节被忽略掉了，我们被他玄妙的谈资牵着鼻子走，陷入他的故事里，以至于影响了做继续深入的采访，进而挖掘出更为敏感的话题。老谋深算的他，巧妙地拖延了时间，轻而易举地过了“拷问关”，这也是在电视媒体中打磨多年练就的过硬功夫吧。
程宏从业二十年来一直留在央视。他说：“我们期待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我如果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这里起到作用，应该说更为欣慰。”
许多观众看到了央视的转变与进步，相信程宏与我们一样，希望看到央视更大的进步。
第二部分 球场小，世界大 第24节 随缘寻胜境（1）
随缘寻胜境——
访北京娱乐信报社原社长崔恩卿文/毕锋宋建华刘晓飞
采访者：你在新闻界始终给人一种积极进取的印象，可在一首绝句中你这样写道：“跋涉新闻路，九天云鹤渡。随缘寻胜境，妙在有无处。”请问，该如何理解“随缘”两字？
崔恩卿：我于1983年秋天到北京青年报社，1996年离开，2000年又来到北京娱乐信报社，前后差不多二十年。这个过程应该是一个求索的过程，所以我刻了一枚闲章叫“求索”。我最喜欢的唐诗是柳宗元的《江雪》。曾有一位书法家要给我写一幅字，当时他要书写“更上一层楼”，我要的却是“独钓寒江雪”。这幅字我一直挂在家里。我经常说：“唐诗千万首，偏爱读《江雪》，背负九重云，悬杆钓大鳖。”实际上，在“随缘”当中体现了一种求索，但这种求索不是刻意要从名利角度去占有，而是从实际出发，随着机会，随着事物的发展规律，因势而变。
采访者：在报业近二十年，你一直是一个经营者的角色，你有没有为了不开罪广告商，而毙掉记者批评稿的时候？或者说，你自己有一个度，达到多少万元的广告会毙掉记者的批评稿子，多少就不会呢？
崔恩卿：这种潜在的现象可能会有，广告部和编辑部的矛盾《北京青年报》有，《信报》也有。我认为，从新闻角度，记者有权写批评文章，报社不能规定记者不能写批评文章。这是一个大的原则，但可以协调。尤其是在报社发展初期，可能需要有意识地保护一些广告客户。解决的办法是广告部要把一些大的广告客户通告编辑部门，编辑记者在一般情况下要尽量规避，保护报社的利益，但这不是绝对的。如正常情况下发生了这种碰撞，不该批评我们的记者。
采访者：你说过办好一张报纸三点最重要：政策管理、规模、人才。如果有一个很好的总编室主任，你肯每月给他多高的工资挖他到《信报》工作？还有广告部主任、发行部经理呢？
崔恩卿：我不主张以单纯的高薪去吸引人，我的原则基本上是同工同酬，比照报社同一层次级别，不搞“议价高薪”，否则就是对其他人的不公平。何况我们现在的工资还有相当大的透明度，做不到议价，需要相对平衡。但会给你一个有诱惑力的平台，如果这个平台适合你，你就来做，个人价值在这里是得到尊重的。
采访者：你在北京青年报社时改变了“团报只报团”的思路，针对老百姓，将它办成一张都市报。到了北京娱乐信报社后又刻意将“北京娱乐”几个字做小，突出“信报”两字。你是不是觉得现在只有办都市报才有出路，而专业性报纸已经没有了生命力？
崔恩卿：这是两个概念，专业报是追求行业权威，都市报是追求地域社会综合影响力。《信报》原来是一张《戏剧电影报》，是周报，是专业性报纸，它的影响力是在戏剧电影方面。我做《信报》是要把它做成一定规模，综合日报就是一个规模，这是一个出发点。我之所以要改造这张报纸，从文联角度出发，首先考虑的是规模化和产业化，使之能成为文联的一个文化产业、一个经济增长点，既要有社会效益，又要有经济效益。要做到这两点，就不是《戏剧电影报》所能承载得了的。综合日报是《信报》的归宿。把《戏剧电影报》放大，以大娱乐的形态出现，这只是一种过渡形式，本质是以娱乐新闻为特色的综合日报。“信”实际上就是信息，信誉、信念都是延伸。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边缘报纸创造了“两论”“三化”的经验，即报业经营论、报纸媒介论和大众化、市场化、地域化。任何一种报纸想要靠市场力量运作，就必须符合这“两论”“三化”。
采访者：《信报》只用两年多时间，不仅在内容上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而且在经营上达到了一定规模，你觉得里面有什么窍门吗？
崔恩卿：《信报》倡导的是“四轮驱动”，即：新闻采编＋发行＋广告＋社会活动四项并举。基本要领是：画龙点睛，冲击有术。
发行抢点，就是巧干。要选择像地铁车站这样人员集中的点、可以看得见的点、可比拼的点，重点突击，然后扩展到城区主要的报摊，无效发行要严格控制。
活动拉动也是一种巧干。报社不能光闷着头在那儿编报，要依托版面，适时推出大型活动来快速扩展报纸的影响力。2003年开春以来，我们开展了万名“的哥”免费大体检、万名读者植树、万名市民游京郊的“三万”活动，目的不是通过活动来挣钱，而是利用社会力量寻求合作双赢。这样社会公众对《信报》有感情了，没有订报的就有可能订你的报，即使不看你报的，也知道你的报。
再一个巧干就是“画龙点睛，冲击有术”。“画龙点睛”是讲抓住重点和突出重点，“冲击有术”是讲认真策划和落实策划。例如，在新闻报道的选择上，不要平铺直叙，必须抓重点，有了突发性新闻，包括事件性新闻必须重拳出击。在活动的组织上也要体现这一要领。
采访者：你称自己是不吸烟、不喝酒、不吃肉的“三不闲人”，同时给自己立下了不惟上、不惟下、不惟书的“三不准则”，请问，你在担任“北青报”十三年社长后被正式调离，是不是你坚持“不惟上”的结果？上级部门和领导认为你犯了哪些错误？
崔恩卿：“不惟上”就是不惟上是从，一定要看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要掂量自己执行的一些措施。“不惟下”就是不做群众的尾巴，一定要体现自己的意志。“不惟书”就是不要教条主义。“三不”的核心是要惟实，要务实，要从实际出发。
我离开“北青报”直接原因是关于娃哈哈的报道。当时有一份“内参”，这个内参是新华社一名记者坐在办公室里写的，信息来源是娃哈哈集团单方面的。内参内容很简单，标题是“北青报失实报道，娃哈哈无辜受牵连”，先给我们定了性，一张小报毁了一个国有大企业。北京市委准备对其改组，但经核查，“北青报”对娃哈哈事件的报道没有一个字失实，这样一搁就是两个月。
直到当年8月10日左右，台北的《中国时报》发了一条消息：“北京青年报社长被免职”。这条失实的消息最要害的是作了无端的政治猜测，第二天还被香港《明报》全文转载。这两篇报道传到北京市委，于是，市委常委会决定调北京日报一个副总编辑过来当社长。最终认定“娃哈哈事件”的错误是违反三令五申强调的地方媒体不要报道外地新闻的新闻纪律，把失实报道抹去了，我承担了这次“违纪”报道的法人责任，调离社长的岗位，总编辑“记过”，常务副总编“记大过”。现在看来是很可笑的事情。
离开“北青报”时，我说：“我无怨无悔。”这无怨无悔中体现的还是“独钓寒江雪”，我只是沧海一粟，改变不了大环境，我就不去改变；能改变小环境，我就发挥我的作用。
采访者：据说当年你在“北青报”是以能写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