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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我们知道，你曾经到过很多危险的地方采访国际新闻，比如前南斯拉夫、阿富汗等。而《北京青年报》是一份都市报，为什么会花费这么大力量去做国际新闻？
王林：这要从报纸的市场化谈起。报纸走向商业化，最早是以文化为突破口，也就是关注娱乐，一些影视明星、花边新闻，我可以毫不讳言地说：“北青报”就是靠八卦新闻起来的，而像《人民日报》这样的大报是不会登这些消息的，新华社也不会发这样的稿件，但对都市报来说，这是市场的需求。这种文化突破的结果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得到了第一桶金，再一个就是把一些计划经济的报纸挤出了市场。
第二个突破口就是体育，体育中最重要的是足球，最早是一些大报的记者，如《人民日报》的毕熙东，他们给沈祥福（编者注：著名足球教练）打个电话，让他出来聊聊，沈祥福就得坐着公交车去找他们，但后来不一样了，比如李响（编者注：著名足球记者）的成功，或其他一些小报，他们用市场化的手段获取新闻，比如，用钱买采访权，这使大报的记者感到失落，这个领域也没有他们了。
当体育和娱乐都被市场侵占后，再被侵占的就是财经。比如胡舒立的《财经》，还有《经济观察报》等，这些市场化的媒体，成了这个领域的主宰和权威，而财经报道在《人民日报》，可能就只是经济成就的报道。
财经之后，对我们来说，就是国际新闻，这是目前市场的动力，国际新闻有人看，好看。国际新闻有一个缺口，传统的国际新闻供给量不足，有结构性缺损，比如，传统的国际新闻中，政治新闻、外交新闻是强项，但这些不是国际新闻最有卖点的，有卖点的是社会新闻、文化新闻、体育新闻、娱乐新闻。国际新闻有市场的背景一是国家的改革开放，老百姓对世界的关注也越来越大。二是中国正在从一个大国走向强国，大国是什么概念，比如乌鲁木齐、北京，是地理范围；强国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新闻都有可能跟我（指中国）发生关系，因为那个地方有我的利益，有我的国民。
比如巴以问题，那多远呐，但在以色列，中国劳工大批存在，一炸就炸到中国劳工。莫斯科一场大火，里面就有中国留学生。这说明，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强国，以前国家穷，民间出访的机会少。国家有钱了，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中国人，这意味着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与中国有关。因此，我们首先要关注国民利益。比如莫斯科大火，遇难的有谁？李思睿。住哪儿？双井。所以北京人都会关注他的命运，这就是国际新闻的一种魅力，就是要把国际拉到北京来。
比如萨达姆被抓，这条新闻的魅力在哪里？伊拉克驻华使馆在三里屯，它的使馆灯火通明，一直到夜里两点，我们拍张照片；使馆的车疯狂地驶入驶出，我们看牌照，居然是美国使馆的，所以我们就在这儿（指使馆）做新闻。另外，新华社的特约通讯员贾迈乐，给新华社赢来了巨大的荣誉，而他当时就在北京，所以我们的记者给他发了一个专访，谈他对此事的看法。第二天的报纸，别人有的我们也有，而我们有的，别人没有。
采访者：你第一次策划国际新闻是什么时候？
王林：第一次就是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当时我给总编的建议是：我们到了该占领国际新闻市场的时候了。
采访者：那时有其他报纸跟你们一样的吗？
王林：没有。那时除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外，很少有都市报会花很多的钱自己去采写。当时我们也只是认为，从领域的角度，该进入国际了，但最初设计的是想做奥斯卡，从娱乐、体育切入。没想到会碰到这个事件，所以抱着尝试的心态，并没有明确想发稿。
炸使馆的第二天，我们办了签证，第三天，我们就飞过去了。当时，使馆给予了我们最大的方便。我们发回的报道，并不是传统的报道，我们关注的是那种状态下，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对被炸后使馆那些人的生活，我们事无巨细，一一报道，他们早餐吃什么，中餐的菜谱是什么，家属吃什么；此外，我们还报道了在那里的温州人，平时倒腾鞋的人，怎么拿着自己挣的五千美元捐给使馆。那些河南人，在那里烙饼的，一天也就挣二十美元，他愣拿出一千美元捐给使馆的那三个遇难者。我觉得我们的国民在外面，仍然是伟大的国民，他们在国家有难的时候，表现出爱国精神。当时使馆的人不能进那个炸毁的楼，就算有保险箱也没办法拿，他们住旅馆，在国家拨款还没到的时候，他们用的就是这些被某些人瞧不起的人给他们捐的钱。
当时，新华社关注的是北约、南联盟，都是政治性的。我们两个人四处狂奔，帮使馆拉东西，使馆人员为此也很感动，由于开始人们怀疑是贫铀弹，没人敢进使馆，而我们是第一个进使馆拍图片的，一套给外交部，一套我们自己留用。我们当时没有危险的概念，我想我们是职业的。
采访者：这也印证了“北青报”的那句广告词“有新闻的地方就有我们”。
王林：对，这话反过来说也对。有我们的地方就有新闻。
采访者：那就是新闻策划和策划新闻的问题了，你认为这是一样的吗？
王林：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有一种新闻叫“无中生有”，这种新闻是可遇不可求的，不是天天能干的事，更多能做的是“锦上添花”。确切地说不叫新闻策划和策划新闻，而是叫前置性策划和后置性策划。如果事先预知这个事一定要发生，我就会提前做，或者说如果觉得这一段没有大新闻，我就自己设计一个大新闻，就是“无中生有”。
采访者：你能举个你认为比较成功的“无中生有”的例子吗？
王林：比如新千年的报道。大家都知道1999年到2000年是新千年，我们提了一个口号，叫“新千年送你二十四个新年”，我们派记者到二十四个时区，根据地球转动，送读者二十四个新年。这就是“无中生有”。又比如，2000年到2001年，新世纪的开始，我们提出了“寻找世纪的足迹”，采访霍金、克隆羊、广岛、奥斯维辛，等等，把人类这个世纪历史中的重要的东西，都让记者去采访，这也是纯策划。另外还有“服饰一百年”，就是把这一百年的中国服饰展示一遍，但模特是我们的编辑记者。
采访者：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王林：这倒还没觉得难。只要你追求一个原则，就是要与众不同，或叫语不惊人死不休。关键在于你的积累，以及你是不是对新闻有兴趣，这很重要。例如，因为报道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我们发行量上升了百分之十五（零售量），我们两个人花了四万，广告量也得到了提升，这是直接的效益，间接的是让广告商有一种震惊，都市报第一次走出国门，他会觉得你这张报纸真的了不起，无形中体现了报纸的权威感，你花四万、一百万都不一定能得到，这是一个想法带来的。
采访者：怎么培养这种想法？
王林：这是市场带来的。你要与众不同，就要做别人做不到的事。别人做不到的事有三种，一种是比胆量，一种是比资金，一种是比智慧。最容易的是胆量，比如在贝尔格莱德，进那个楼就比胆量。再就是比钱，新千年，我们投资四百多万，这在当时，做一个采访花这么多钱，别的报纸想都不敢想；最大的投资是世界杯，我们派了记者采访三十二强，而且在韩国印刷，共投资九百六十七万，而那两个月的收益是一亿六千万。最后就是智慧的较量了，就是申奥，那时北京所有的都市报都去了，还有广州的，我看到有多达十家的都市报都进入国际新闻的领域。但我敢说，我们取得的是绝对的优势。
胆量不用比了，从钱的角度说，我们的规模最大，去了十二个记者，配置了最好的通讯设备，两台海事卫星电话，雇了两辆面包车做流动发稿车，全莫斯科除新闻中心，有主会场、明星团、唐人街、使馆、华人商会五个点，很少有媒体能同时覆盖五个点，晚报能勉强覆盖，但莫斯科很大，我们的优势在于有两台流动发稿车，比别人提前了十五分钟，我的号外是第一张有现场感的、有动感的号外。
采访者：智慧体现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