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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锦江说：“无论走哪条路，都需要功力，能做到淋漓尽致，都是本事，都是成功。”这是他的人生感悟，对于每位有志献身传媒业的人，应该也能有所启迪吧。
第三部分 凤凰台上凤凰游 第46节 与犯罪嫌疑人面对面（1）
与犯罪嫌疑人面对面——
访北京电视台《法治进行时》制片人徐滔
文/穆莉李晋琳阮丛
采访者：现在《法治进行时》已经成为京城家喻户晓、最受欢迎的名牌栏目之一，就像许多人每天必看《新闻联播》一样，到了中午12点会将节目锁定在《法治进行时》，你认为它成功的原因有哪些？
徐滔：《法治进行时》能够得到广大观众朋友的认可，我非常高兴。但一直到现在为止，我都认为《法治进行时》其实并不算是一个成功的节目，无论是从节目内在质量的挖掘上，还是从节目外延的延展上，都还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并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其实是和台领导、频道的领导和部领导当时的鼎力支持分不开的，正是在这种支持之下，使我们节目组的每一个人都有了一种近乎顽强的信心，这种信心能够迸发出的力量是不可限定的。
采访者：领导的支持固然是成功的重要因素，那么你们在节目的运作上又有哪些独到之处呢？
徐滔：首先是《法治进行时》具有比较成熟的操作理念，它是一种充满个性化的操作，它的个性化体现在题材的独家性。政法报道、法治新闻一直是社会新闻的重中之重，这一题材的竞争十分激烈，而《法治进行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独家新闻占到百分之九十左右。
采访者：独家报道达到百分之九十，这对于任何栏目来说都是很不容易的，你们是怎么做的？
徐滔：这一点和我们节目的许多记者都跟随警察站在第一线是分不开的，也许表现出的是我一个人，但实际上我们是一个有着深入一线采访精神的团队，也正是这种精神使我们成为公安系统和政法系统推心置腹的好朋友，所以有了源源不断创作的题材。
采访者：我看过你们的节目，我觉得在报道角度上，你们似乎也很有特色。
徐滔：报道角度的独家性正是《法治进行时》个性的第二个体现。大家会发现即便是同一题材，我们的报道角度是与众不同的，也就是政法新闻的社会化，社会新闻的政法化。我觉得正是这种强有力的个性化操作才使《法治进行时》能够在众多的政法节目中脱颖而出。
采访者：有人说《法治进行时》之所以这么火，主要是它的题材吸引人，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对于这种说法，你是如何看待的？
徐滔：这没什么不好，电视如果没有可视性，就根本谈不上它的教育功能。当然，我觉得提出这一观点的人也许并不是非常全面的了解《法治进行时》。《法治进行时》的栏目编排，每周七天有七种不同的模式、不同的板块设计，它是从不同的层面满足不同的观众群对法律知识与问题的需求，从各个角度拉近收视的层面，让每个人都能从《法治进行时》中找到自己爱看的东西。比如提到猎奇，大案要案的板块可以满足；想解决自己身边的法律问题，可以看《法律热线》；从别人的经历中得到一些启示，可以看《现场交锋》。我相信，只要是看的人，都会有收获，哪怕当时看的时候是抱着猎奇的心理，但是受教育的目的同样也可以达到。这也是《法治进行时》能得到广大观众认可的原因之一。
采访者：我觉得你们节目每个小片头的导语，以及片中、片尾的评论都很有特色，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徐滔：是的，这部分内容我们其实花费了很多心血。目的就是让观众看完热闹之后，也能对片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有所思考，真正明白我们做这些片子的良苦用心，并从中受益。
采访者：刚才我在你们办公室看到你们的同事都很年轻，而且你们的工作气氛很好。
徐滔：《法治进行时》团队的构成非常好，是一支高素质、高水平、能打硬仗的创作队伍，正是大家这种充沛的精力和敢于冒险的精神，赋予了整个节目一个持续发展的动力。这也是《法治进行时》能走到今天的另一重要因素。
采访者：你做了十多年的政法记者，许多人称你为“战地记者”，在报道的同时，你面对过无数的危险，比如2001年在西客站有一歹徒手持炸弹和尖刀劫持了一名女售货员，并向警方要求与记者对话，这时你挺身而出，当时你不害怕吗？是什么力量促使你完成这一次又一次艰难的采访？
徐滔：其实说不害怕是假的，肯定害怕，而且非常的害怕。当我在北京西站，同罪犯面对面周旋时，我确实挺害怕的，从我不停地说话和不停地来回走动就能够看得出来。所有有真情实感的人面对这种情况说自己不害怕都是假的。但是有的人能克服这种恐惧，并且将恐惧变成一种克敌和制敌的力量。
采访者：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徐滔：我之所以能克服恐惧，与我的经历有很大关系。我天天都和公安民警在一起，他们天天都在冲锋陷阵，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觉得他们那种把自己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精神，时时刻刻在感染着我。而我只是偶然为之，偶尔做一做，他们天天都在做，这是他们的职业，他们视为生命的一种使命。同他们比起来，我觉得自己的害怕实在是不算什么。
采访者：作为一个日播节目的女主持，在镜头前你要保持良好形象，需要休息好，然而作为一名制片人，你的工作又很忙碌，你是如何保持在荧屏前的良好状态的？
徐滔：由于《法治进行时》毕竟还是有一定新闻性的节目，我有责任和义务及时、准确、全面、客观地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发生的事情，所以平时基本处于一种随时待命的状态，就像“二踢脚”似的，点上捻儿，就得蹿上去。我觉得休息只是调节形象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你对工作的责任心，你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从事你的职业。有时候我的确是特别特别累，但一坐到镜头前，我立刻就会兴奋起来，进入状态。所以尽管有时你在电视上看到我眼袋挺重的，但我的精神头儿始终是足的。
第三部分 凤凰台上凤凰游 第47节 与犯罪嫌疑人面对面（2）
采访者：看来精神的力量还是不小的，但我想长期下来恐怕也不行吧？
徐滔：当然，但现在已经逐渐正常了。有段时间，我的眼袋天天肿得厉害，不过现在好多了。毕竟已经四年了，如果再不正常就是我不正常了，说明我领导这个节目有问题了。
采访者：2002年，你荣获了“范长江新闻奖”，对于一名一线记者来说，它是最高荣誉，你这么年轻获得如此殊荣，你是如何看待它的？
徐滔：范长江新闻奖，对于记者来说实在是太可贵了，它是咱们国家中青年记者的最高奖项，到现在为止全国只有四十九人获得此奖。激动是肯定的，简直是跳起来都可以，而且人前是一种激动，在人后是另一种激动，那简直是一种狂喜，毕竟它是对你的工作的一种高度认可。我没有觉得获得这个奖之后，有了动力或压力，我自己心里很清楚，自己是靠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兢兢业业的干劲、任劳任怨的精神获得的。我觉得这个奖对我最大的帮助是，让我认识到我以前的做法都对，觉得以后还得这么继续地努力下去。
采访者：听说你还荣获了首届“北京市荣誉人民警察”的称号，你是怎样变成其中一员的？
徐滔：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警察、当军人，那时看大院里的女兵，恨不得把人家的军装脱下自己穿上，觉得特别神圣。其实北京市公安局建立评选“北京市荣誉人民警察”机制的目的是让更多人了解公安民警，并支持公安机关工作。主要是表彰和鼓励那些对公安机关做过重大贡献的人。因为我一直在做政法新闻的宣传，他们都觉得我对公安工作的理解和对公安工作的投入，以及我对公安民警的报道在社会上产生的反响，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支持，所以大家一致同意把这一称号授予了我。许多人问我是否成为警察了，是否要穿制服了，其实我觉得这都是表面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称号对于我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