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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优秀摄影记者的眼睛更擅长发现并且提取形象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就在你身边，但是你可能根本视而不见，是那些优秀的摄影记者把它们提取出来，呈现在你眼前。这不是你有一台照相机，懂得简单的操作原理，又有机会去现场就做得到的。很多人对摄影记者存在偏见，认为搞摄影的人是“铁匠”，关键就在于轻视了真正优秀的摄影记者在瞬间完成这个复杂过程的能力。
至于图片编辑，最优秀的素质应当是懂得欣赏和辨别，能够最迅速地从众多影像中找到最体现事实本质的东西，这是一种宏观把握能力，同样需要严格的专业训练。很多好的图片编辑自己根本不会拍照，而很多好的摄影记者也不一定当得了图片编辑。在新闻机构的运行中，真正具有最终话语权的应当是编辑，他们决定把什么照片推上广播新闻线路，什么照片上什么版面，所以很大程度上，一个优秀的图片编辑能够造就优秀的摄影记者，反之，一个平庸的图片编辑会葬送天才的摄影记者。
采访者：战地采访的经历一定让你难忘。在你看来，作为一名优秀的战地记者、战地摄影记者，需要有哪些基本素质？
黄文：战争是一种极端的生存状态，最残酷的是它的不确定性。前一个瞬间大家还好好的，一分钟以后你的伙伴可能就面目全非了。因此，战地记者要面临的挑战首先是生存下来，然后是工作下去。要生存不仅需要好体力和敏捷的反应能力，还要有特别坚强的心灵。遇到危险时不慌张，面对恐怖景象时不害怕，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件的发生。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完成任务，而不至于被恐惧吓倒。
对于战地摄影记者来说，不仅要对付沉重的摄影器材，而且上战场的摄影记者其实也是去打仗，绝对不是练兵，基本技术必须提前过关才行。不论多辛苦多危险，编辑要的是合格的照片。因此摄影记者面临的更多一层的考验是：战事越危险，发生事件越多，越要在第一时间冲到现场去，如果你不在现场，你没有和文字记者一样的补救措施；而即使你冒险到了现场，如果没有拍到能够表达事件本质的照片，还是不行。我第一次到科索沃时就遇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阿族出租车司机因为担心受到塞族士兵的袭击，无论如何不愿意在新闻现场停留，更不要说让我拍照片了。结果，同去的文字记者写了一篇很生动的现场目击记，我则白冒了一次险，两手空空而归，那种受挫感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体验。
采访者：你觉得自己具备这些素质吗？
黄文：我只能说自己在两个多月里逐渐适应了战地记者生活，最后有了一种接近于“亡命徒”的心理，在离开战场之前，拍了将近七千张照片，发了三百多张稿，最后活下来了。为了进行战争创伤的自我心理治疗，我在2000年出了一本叫《标靶》的个人摄影集。因为事情本身重要，我又幸运地在几乎所有关键时刻到达最应该去的地方，目击并记录战争，当初发稿的那些照片得到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而我的书也确实在帮助我化解心中的疼痛，并且在中国和美国引发了我所期待的良好反响。
很多事情回头看过去会觉得仍然有缺憾，总想寄希望于今后。本来嘛，追求更好、甚至完美是一种普遍心态，尽管这有些危险——就像我少年时看过的一篇小说写的那样，达到完美意味着灭亡——但追求的过程还是挺惊心动魄的，能不能达到，是另外一回事。从根本上说，结果究竟如何也不该由我们自己做结论。这个世界的好和坏都没有后悔药可以吃，在你感叹无法挽回的遗憾的同时，生活也因之强迫你重新开始，再做尝试。最后一生下来，可能有人有机会说：“过去的几十年，我好像活了一百次。”这也挺好。
采访者：目睹过死亡吗？有什么感悟？
黄文：真正在战场上跑过的人，很少没有目睹过死亡的。那对人是一种非常残酷的考验。你看着自己的同类，有时还是同事悲惨地死去，而且死相很恐怖，那种心灵冲击是一种强刺激，很难用言语表达清楚。我记得1999年4月15日第三次去科索沃采访阿族返乡难民车队被炸事件的时候，现场死者尸体残肢狼藉一片，给人如同亲临地狱的感觉。那个晚上，我的脑海里整夜都像被死者冤魂缠绕着，无法入睡。
经历过战争，目睹太多的死亡与破坏之后，会特别在乎过去认为理所当然属于自己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获得和看似平凡的幸福。说得简单一些，就是懂得珍惜和心存感激了。不像过去那样，老是觉得世界亏欠自己。本来嘛，命运给我活下去的权利和机会，剩下的由着我自己凭借气力去争取，最后得到什么靠自己努力，无论幸福或者烦恼，多半是自己挣来的，什么结果都得先接住，然后，或者慢慢享受，或者慢慢消化，如果是好结果就争取锦上添花，如果不尽如人意就向好的方向努力，这不就行了吗？
第一部分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第6节 在摄影中学会生活（2）
采访者：新闻摄影受不同文明的影响。在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或阿拉伯文化中，有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
黄文：我倒倾向于从更宽泛的角度去思考标准问题，而不仅仅把它局限在文化范畴里。摄影术起源于西方，从诞生起就带着西方审美观念的深刻烙印，这是历史背景。同时，西方摄影人在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方面所做的努力比我们更深入、更系统，因此，他们的理念和标准一直处于统治地位，这是生活中的事实。
新闻摄影作为摄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样。当然，西方人在全球文明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也在悄然汲取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营养，但总起来说，他们的评判标准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其他文化的引入仍然是在这一旗帜之下的非本质性变动；加之其媒体在经济、技术和专业上的强势，使得世界其他地方的摄影人为融入其传播圈和信息循环，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甚至迎合着他们的标准，这从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审美标准。
采访者：在你看来，目前国内的摄影是否达到了与文字比翼双飞的程度？图片在未来平面媒体中将占据什么位置？
黄文：图文并茂已经是一个老问题了，但现在的情况与十几年前，甚至几年前已经大不相同。过去搞摄影的同行总在抱怨文字同行不重视图片，挤压照片版面，报纸杂志通讯社的摄影部要奋力争夺属于自己的空间和阵地。现在，面对越来越激烈的新闻市场竞争，只要还想好好生存下去的媒体就已经不能不关注图片的质和量。不要说未来，就是今天，图片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已经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
“读图时代”对于很多自命“精英”的知识分子来说，不一定是一个令人舒服的字眼，但这是目前全球媒体发展的走向和残酷的现实。问题是我们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好照片去适应这个“读图时代”。
采访者：在大师班的学习，在国外的工作和交流有没有让你领悟到一些新的东西？在斯坦福的学习与摄影有关吗？你觉得会对今后的摄影之路有什么影响？
黄文：出来看世界总是好事。这种经历能够给人提供一个不同视角，让人获得新信息、新知识，增进中国新闻工作者与世界各地同行的交流和了解。1995年我第一次去欧洲参加大师班，随后又在欧洲各国的新闻机构参观，尽管只有短短的一个月，但那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对国外高水平的新闻摄影人和新闻摄影界，触动和收获很大，那段经历对我后来回国再继续图片故事的拍摄有很大帮助。
1997年至1999年在德国两年的驻外摄影记者工作，是专业实践层面上的一次大考验，非常有助于我进一步深入了解欧洲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加之战争经历也是在这两年之中，整个人就像被充实之后，又被洗礼了一样。
这一次来斯坦福学习是从学术层面上对自己的又一次提高。我参加的是名为“奈特研究员计划”的职业中期新闻工作者培训计划，其每年的成员由十二名美国新闻工作者和六至八名外国新闻工作者组成，受奈特基金会全额资助，在斯坦福大学学习研究一个学年。我是该计划开办三十六年来第一次吸收的图片编辑。
我将学习重点与自己在国内读博士学位的专业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