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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里亚人（Ｍａｃａｒｉａｎｓ）——本希腊语，意谓快乐的人。 ——中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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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第一部１４
加于另有其看法的那些人，这岂非对聋子说道吗？“
“的确是面对聋子，”我表示同意说，“老天在上，我丝毫不奇怪。 老实说，你既然肯定人家是聋子，我以为你无须把你的意见强加于他们，无须向他们提出建议。 他们已有不同的信念先入为主，你这种不同寻常的见解对他们何益，能打动他们的心弦吗？在熟朋友中彼此聊天，你这套经院式哲学是不失为有风趣的，可是拿到议论大事左右一切的国王会议上，你那些想法是没有地位的。”
“我说哲学与统治者无缘，”他回答说，“正和你的观点不谋而合。”
“是，”我说，“诚然不错。 与这套经院式哲学无缘，因为这种哲学认为它是到处都可适用的。 可是还有一种哲学，深知自己活动的舞台，能适应要上演的戏，并巧于扮演须担任的脚色，这种哲学对政治家更合于实用。 这是你必须采用的哲学。 不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普劳塔斯①的喜剧演出时，一群家奴正在台上彼此即兴打诨，你却披上哲学家的外衣走上舞台，朗诵《屋大维娅》②悲剧中辛尼加对尼禄皇帝的争辩。如此不合时宜的朗诵，把一场戏弄成又悲又喜的杂烩，那岂非扮一个哑巴角色还好些吗？
你会使一场演出大杀风景，
①普劳塔斯（Ｐｌａｕｔｕｓ，公元前２５４？—１８４）——古罗马喜剧家。 ——中译者②《屋大维娅》（Ｏｃｔａｖｉａ）——古罗马的一部悲剧，混入哲学家辛尼加（见本书第１１页注）的稿本中，其实这个剧并不是辛尼加的作品。辛尼加当过罗马暴君尼禄（Ｎｅｒｏ，５４—６８年在位）的教师。 尼禄因故不喜其第一个妻子屋大维娅，后将其处死，辛尼加对尼禄意图遗弃妻子提出了抗议，尼禄不顾，所以这场争辩是无益的。 这个剧冗长而沉闷枯燥，又有过于浓厚的悲哀气氛，故此处云云。 ——中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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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乌 托 邦
如果你搀入不相干的东西，纵使这些东西从其本身说价值更高。 不管您演的是什么戏，要尽量演好它，不要由于想起另外更有趣的戏而把它搞坏了。“对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对国王召集的会议也是这样。你如不能根除坚持错误的成见，不能称心满意地治好积久的弊端，你切不可因此就抛弃这个国家。 正如你不能因为控制不住风就在风暴中扔掉船一样。”从另一方面说，不要把抱有不同看法的人所难以接受的新鲜意见强加于这种人，而是一定要间接地尽你力之所能机智地行事。 凡是你无法使之好转的事，切不可丝毫搞坏。 因为什么事都好是不可能的，除非什么人都好，我不敢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什么人都好。“
“如果用这样的办法，”他议论说，“我所得的结果只是，在我医治别人的疯狂时，我自己也惹上精神失常。 我若是坚持真理，我就必须依照我所讲述的方式说话。 我认为，说谎可能是哲学家的本分，但我决不干。 虽然我的发言那些谋臣或许不赞成，觉得讨厌，但我看不出我的发言竟会奇怪到荒谬的程度。 要是我把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中的设想提出，或是把乌托邦人在他们国中所实行的提出，又将怎样呢？尽管这些制度是优越的（不消说是优越的）
，却会看来是奇怪的，因为这儿每人享有私有财产的权利，那儿一切是公有的。“一意在相反的道路上轻率前进的人，不会欢迎向他招手指出前途有危险的人。 但是除此以外，我谈话内容有哪些是不宜于或不应该到处提出的呢？的确，倘使人类反常道德观认为奇怪的一切事物，都必须作为离经叛道而置之不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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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第一部３４
么，我们必须装做不见基督的全部教义了。 可是，基督不容许我们装做不见，以致即使他对弟子附耳低声说的话，他还命令拿到屋顶上去公开宣扬①。基督的大部分教训，比我的发言更和世上人的道德大有差异。 然而狡狯的传教士发见人们不愿按基督的准则改正自己的道德后，于是似乎听从你的劝告，竟变通基督的教训，好象那是一根软铅尺②，以适应世上人的道德，使二者至少在某种情况下取得一致。 我看不出传教士这样作有什么好处可得，除非使人们可以更心安理得地去作坏事而已。“毫无疑问，我在国王的议事会上将同样难以取得成效。因为我或是持相反意见，那等于白发表意见，或是附和别人，这就如同忒楞斯的戏里密喜俄③所说的，助长他们的疯狂。至于你提出的间接的方法，我看难用得着。 我指的是你建议我在一切都无济于事的时候，至少要极力机智行事，并尽量不要搞坏。 在国王面前，一个人无从装聋作哑，也不能视而不见。 他必须公开赞成最糟糕的献策，支持最有害的旨谕。 任何人对坏意见只要不尽情恭维，就会被看成是间谍，几乎视同叛徒。”而且，你没有机会去干任何有益的事，因为和你相处的
①见《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１２章，第３节。 ——中译者②软铅尺——屡见于旧的著述中，古代希腊莱斯博斯岛（Ｌｅｓｂｏｓ
Ｉｓｌａｎｄ）
上用于建筑上弯曲线条的一种尺。 ——中译者③忒楞斯（Ｔｅｒｅｎｃｅ，公元前约１９０—１５９）——古罗马剧作家，其喜剧《兄弟》（Ａｄｅｌｐｈｉ）中人物之一是密喜俄（Ｍｉｔｉｏ）。此处所引的话见该剧第１幕，第２场，第６５行。 ——中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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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乌 托 邦
是那般同事，在他们自己还未得改造之前，很容易带坏哪怕是再好不过的人。 由于来自他们的这种不良伙伴关系，你本人不是被拖下水，就是保持正直清白，却为别人的坏事蠢事作了掩护。 所以你的间接手法远远地无补于事。“由于此，柏拉图作了一个很妙的比较，指出何以哲学家有理由不参与管理国家。 哲学家看见人们走出涌上街头，浑身给经常的阵雨淋湿，却无法劝他们进屋子避雨。①哲学家知道，如果他们自己外出，毫无好处，只是和其余的人一样弄湿身子。因此，如果至少他们本人安全，他们就觉得满意，这样，他们便留在家中，对于医治别人的愚蠢，他们是无能为力的。”不过，当然啦，亲爱的莫尔，把我内心的感想坦率对你说吧：我觉得，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 除非一切最珍贵的东西落到最坏的人手里，你认为这符合正义；或是极少数人瓜分所有财富，你认为这称得上繁荣——这少数人即使未必生活充裕，其余的人已穷苦不堪了。“所以，当我心头思考乌托邦人的非常贤明而神圣的制度时，想到他们中间法令极少而治理得宜，善必有赏，可是由于分配平均，人人一切物资充裕；于是和乌托邦人的政策相对照，我又想到别处许多国家不断制定法律，却全都不上轨道——在这些国家，一个人不管取得了什么东西，就把它叫做自己的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