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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韧在《中关村关系图》中这样描写张旋龙眼中的中关村：〃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四通的铁皮房子，两层楼的铁皮房子，里面是木头的，外面包着铁皮。楼下卖元器件，楼上坐着万润南、万润南的父亲、沈国钧、王安时等人。
尽管1984年的香港金山也只是一个10多个人组成的、做组装机生意、年营业额不足100万美元、只能做IBM二三级代理的小公司，但张旋龙毕竟来自国际商业大都市香港。作为最早来中关村做电脑生意的香港商人，张旋龙一来到中关村就被当做来自香港的大老板看待，受人尊敬和推崇。〃1984年我到中关村，那时候我们国家刚刚开放，因为我在香港信息多，有点钱，所以就很吃香。〃张旋龙回忆说。
第11节：阳光灿烂的日子（1988～1996）
在叱咤中关村数年的〃两通两海〃之中，四通的规模几乎是最小的，只有十几个人。但张旋龙偏偏就选中了四通进行
的代理合作：〃主要是我觉得四通的人和其他单位不一样，我们卖给他们的东西，他们会拆开来看看这种仔细认真的做事风格让人放心。
四通成立于1984年5月16日，由中科院计算中心技术人员万润南发起创办。同年9月四通门市开始营业，在创办初期只销售打印机。与张旋龙合作了一次500台PC的〃大生意〃之后，四通开始涉足整机。四通与香港金山合作做
机，开创了中国兼容机市场的先河。
在这里有必要对当时的个人计算机市场情况做一个简单描述。
1990年之前中关村销售的电脑，基本都是IBM、AST、苹果等外国品牌，客户主要是各部委和机关市场。1983年12月，电子部六所开发的我国第一台PC机──长城
微机（与
机兼容）通过部级鉴定；1985年6月，我国第一台具有商业价值的个人计算机〃长城0520〃（8086芯片、10M硬盘、512K内存）问世，这是中国第一台中文化、工业化、规模化生产的微型计算机，此后我国微机产业进入飞速发展时期。
1986年12月12日，原电子工业部计算机管理局副局长王之领导着这款微机的开发组创办了长城公司。由于国家政策（计算机产品进口许可证）的保护，在随后的数年中，〃长城0520〃占据主流长城是中国发展计算机产业的国家队，代表国家在IT产业上的努力。1986年，国家为加大计算机普及力度，组织部分高等院校和工厂研制生产了
兼容机〃中华学习机〃。
在个人电脑方面，由于香港金山生产的兼容机Super PC机价格远低于当时的IBM等品牌机（
在中关村的价格是3万元人民币，长城0520卖2万多元一台，而金山的
是1万多元），再加上作为独家总代理的四通的销售渠道优势，买电脑者络绎不绝，时常排起长队。香港金山和张旋龙在中关村的知名度也迅速大增，〃在中关村，
一直是286计算机的代名词。
〃当时给四通发的一些货是到机场的，他们创业时很艰苦，员工是用板车、三轮车把货拉回来的。〃张旋龙说。凭借对万润南和四通的信任，四通一般是先拿货，卖掉之后再付钱。而张旋龙将
总代权共享给方正张玉峰并继而进入方正，则是后话了。
1988年，张旋龙停掉了
。当时，建设银行的一个朋友告诉他：〃每次投标都是你中标，但是你的Super机简直就是〃修吧修吧〃机，整天坏。〃张旋龙是一个有长远目标的商人，他不想因此而损毁了自己的商业信誉，更不想被拖入因产品品质差而最终亏损的泥潭。他在剖析当时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时说：〃1988年前后，HP等大公司进来了，我们组装的Super机和西方流水线生产的模式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停掉
是因为技术原因。
〃我们这里有一个搞电脑的，挺厉害
因为生意的缘故，张旋龙在香港、中关村之间两地奔波。刚到北京的时候张旋龙住过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后来住到了距离中关村很近的友谊宾馆和燕山大酒店。在香港他在香港金山电脑大厦17层办公，在中关村他住在燕山大酒店17层1716房间6是张旋龙的幸运数字，如今他在北京的办公室在方正大厦的6层，窗外可见北大博雅塔。
张旋龙的事业在中关村，他把中关村大街甲38号的燕山大酒店当作自己的家。张旋龙说：〃我老婆在台湾出生在美国长大，她一直很喜欢美国，但是我喜欢中国。美国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我不习惯。1989年我在美国住了一个月住不下去了，回到北京住在燕山酒店，觉得整个酒店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还是回来了。我想将来退休了，随便找一个人聊天，多舒服。所以我老婆一直说我〃你是大家的人，不是我的人〃。
在中关村，张旋龙完成了与四通的合作，完成了与方正的合作，也结识了最佳合作伙伴求伯君。张旋龙喜欢和人打交道，只要合作愉快他宁愿多分一些利润给合作伙伴，中关村的商人都愿意和他打交道，人缘非常好。因此，他也被称之为〃中关村的不倒翁〃。对此，张旋龙说：〃我没有刻意去营造这种关系。可能跟我做人不会坑蒙拐骗人家、做事很直接有关。哪怕是竞争对手，坐下来我也会跟他互相了解。当然我不会翻我的底牌给人家，但见面就要打打杀杀的事情我是从来没有的。
第12节：阳光灿烂的日子（1988～1996）
1986年12月，张旋龙将香港金山开发的金山汉卡带到四通，准备安装在Super机上。第二天，张旋龙去四通，有人给他演示：
启动后，金山汉卡里面的logo全部由金山改成了四通，字体也更加漂亮〃金山汉卡〃变成了〃四通汉卡〃。张旋龙询问是谁做的，底下的人回答说：〃我们这里有一个搞电脑的，挺厉害，叫求伯君。〃张旋龙感觉到这是一个人才，就想〃一定要见见求伯君〃。
第一次和张旋龙见面，求伯君很腼腆也很紧张，不善言辞，但这并不影响张旋龙对求伯君的好印象。在一次展览会上，一批Super机的BIOS有问题，启动不起来，求伯君干了一个通宵就搞定了，这更让张旋龙相信求伯君是个技术天才。求伯君说：〃这个问题香港都解决不了。从此，张旋龙开始挖我。
第二节 他叫求伯君
世纪80年代初，中国软件业的最初起步与叶祖尧先生有关，尽管他的理想最后并没有实现。叶祖尧是美国学者，抗日名将叶佩高将军的三子。1982年，叶祖尧先生带着自己开创的〃软件工程学〃理论来到中国，成为当时中国计算机领导小组的顾问，此小组是中国第一个由总理亲自挂帅的中央级信息产业专责机构。
在叶祖尧、钟锡昌等人的推动下，1982年，由总理、5位副总理共同批示，中国软件的第一个专门主管机关国家科委（现科技部）中国软件技术开发中心宣布成立。在叶祖尧的提议基础上，一项庞大的〃软件发展计划〃出炉。这个计划由以下部分组成：其一，委托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每年分别从应届毕业生中培养50名软件研究生，选用美国教材，聘请美国大学教授和SUN等公司的高级技术人员任教；其二，在北京、上海各圈地一块，筹建大型的〃软件工厂〃；其三，召集16所高校攻关国家级项目〃C软件工程环境〃，研发中国自己的软件开发工具等等。
有人评价说，这项计划与数年后印度政府出台的〃计算机软件出口、软件开发和培训政策〃如出一辙。然而，在1985年国家科委领导更替等因素的干扰下，〃软件发展计划〃并未能继续下去，叶祖尧黯然返回美国。对于这个戛然而止的计划，有人用〃中国软件业发展方向一错19年〃来进行评价。
〃如果〃软件发展计划〃继续下去的话，中国现在是否早已成为软件强国？〃然而历史并不容我们事后假设，让我们回到20世纪80年代，看看这个阶段的中国软件史上发生了什么，求伯君又是怎样在当时成为全国程序员的偶像……
苦难财富
年，苏联老大哥撕毁600个建设合同、撤走了全部专家，停止经济援助，自力更生是中国人民的唯一选择。尽管在1964年10月16日的罗布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但1964年的中国在经历了三年经济苦难时期（1959～1961）之后，也只是刚刚恢复到〃大跃进〃（1958～1960）前的水平，依然贫困，特别是在偏僻闭塞的山区。
1964年11月26日，求伯君出生在浙东天姥山区一个小山村绍兴新昌县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