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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康明对父亲处理问题的方式很不赞成，“康明很不高兴；他觉得父亲太卑贱了，但又无可奈何。”然而，事情的最后转圜却毕竟是在父亲的红包贿赂下才出现的，原本被认为是很严重的开除问题，却在金钱的魔力下得到了解决。小说通过“红包文化”将教育工作者道德上的堕落倾向暴露出来了，促使人们去探究与思考社会现实中的弊端。在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历史中，这种贿赂性质的“红包文化”现象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是一个根本性的文化痼疾。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康明的退学事件中，无论康明的父亲，还是康明，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搞清楚究竟何谓“民族意识太薄弱”。甚至在康明父亲坐在返家的火车上时，这一问题仍然苦苦纠缠着他，他忍不住冒失地向旁边一位戴眼镜的、看起来很有学问的乘客请教：“这位先生，请教一下。请告诉我什么叫做‘民族意识薄弱’好吗？”这位乘客的回答竟然是：“民族意识薄弱的意思就是不懂得民族意识薄弱叫什么意思的人。”这样的回答真让人啼笑皆非、忍俊不禁，然而在笑声的背后，显然隐藏着更多滑稽与荒谬的东西，这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小说结尾，当康明父亲以金钱如愿买通了康明的导师和训导主任以后，在回家的火车中因为目睹一对乘客的亲密行为，他临时决定借这机会暂时解放一下自己：
……他独自笑了笑说：怎么不借这机会骗骗太太？明天才回家。他私下决定今晚要在礁溪下车，先洗个澡，然后找一个荒唐荒唐。
到礁溪温泉他下车了。当车开动的时候，他在月台上自言自语地说：“你真的下车了？嗨！真他妈的。”
碧山庄的霓虹灯，在前头眨着眼睛卖弄风骚。他想起谁对他说过的，那儿姑娘最多又最齐。
由此看来，康明的退学事件反而成了他的父亲荒唐的导火索与借口了。小说结尾部分关于康明父亲的描写，确实透露出了当时台湾社会中所弥漫着的那种颓废、紊乱、放荡与焦虑的气息。
从艺术上看，小说虽然采用了幽默谐谑的方式暴露了教育制度的缺失和社会的弊端，但由于在不少情节中过分凸显了人物种种可笑的行径，无形中也使小说的主题偏离了原来的方位，冲淡了题材本身的悲剧意味，减弱了对人物辛酸遭遇的同情，这大大降低了小说的现实批判意义。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一章 苍白的现代面容——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一阶段
第五节 《男人与小刀》
发表于1966年的《男人与小刀》曾经获得过第二届台湾文学佳作奖，可以说是黄春明早期创作中的代表作。黄春明创作这篇小说的时候，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潮正影响着台湾文坛，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存在主义哲学的烙印，充满了现代派文学中那些颓废、苍白、怪异、麻木、空虚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真实折射了黄春明本人的某些经历和体验。换言之，这篇小说感染上了当时文学界流行的那种“现代病”，暴露了作者一度深受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影响的痕迹；然而，这篇小说并未深切反映出造成个人和家庭不幸现象的社会根源，更谈不上给予真实而深刻的表现，因而这篇小说的现实价值与社会意义被大大削弱了。小说全篇充满了个人的感情创伤和悲观绝望情绪，因此黄春明后来谈到这篇小说时曾经严肃地说：它“是在这么幼稚的心理年龄写出来的。那时候还以为自己写了一篇世界名作哪！真惭愧。现在我把它呈现在读者诸君的面前，看它有多苍白就多苍白，有多孤绝就多孤绝，大家尽管笑吧！”参阅了刘春城《爱土地的人——黄春明前传》中的相关论述，（台北）圆神出版社1987年6月版。显然，黄春明对自己初期作品的否定是很有见地的，认识也是相当切中肯綮的。
小说的故事性相当强，情节则基本上依事件发生的顺序自然铺展开。叙述一个童年失母、又不堪忍受父亲和继母虐待的青年阳育因工作无着，在家中又一次遭到辱骂之后而深感社会的不合理，最终用一把小刀切断右手动脉，以死来摆脱人生痛苦的过程。主人公阳育小学三年级看同学斗殴时无意间捡到一把四寸长的士林刀，令他爱不释手，极想据为己有，因此不顾老师的惩罚和父亲的责骂而藏了起来。从此以后，这把小刀一直伴随着他读完中学、服完兵役、大学毕业，直到生命结束。在社会上，大学毕业后的阳育为了清还家庭债务而到母校教书，但他因为自己在大学期间所学专业是水利工程，而且成绩是第一名，故而他坚持要教代数课，而不愿教公民课。但是校长却不同意，导致他教了一个学期后就辞职了。随后他到D女子中学去求职又被拒绝，最后辗转到B中学当老师，可还是让他教公民课。这一切都使他深感社会的不合理，遂不断以小刀削物品来发泄心中的不满。而在家里，阳育的日子更不好过，当阳育站在月台上等车回家时，小说这样写道：“天气很闷热，他的手一直都在袋子里捏着小刀玩，手心都冒出汗来了。他的心里又在想：他们真不该生我。怎么不多生几个阳君、阳吾那样的孩子；他们从小就很听老人家的话的，他们不会在地上打滚，他们不会抓蟾蜍装进兜里吓昏母亲。只有我才会捏造谎言，像捏泥巴那么容易，告诉父亲说：我在学校里打破玻璃，给我十块钱……他想着想着：他们真不该生我，这对于他们和对于我都是同样的没有好处。最糟糕的是，他们一定要我在今天晚上赶回家里。”在这里，阳育的自怨自艾无形中折射出了他对生命的一种轻忽态度。也正因为如此，阳育一再用这把小刀进行自我伤害。其中较为严重的一次是阳育反抗家庭的包办婚姻，要求婚姻自主，却同父亲和继母产生了严重冲突，在和父亲争夺这把小刀时，他刺伤了自己的右臂来反抗。“此时很刺眼的血液，像泉水般的涌出来。”可是阳育全不在意，反而对带着几分歉意的父亲说：“现在你该满意了吧！”这句话将他对父亲的不满与反叛心理发泄了出来。这个情节显然是作者自身经历的一种投影。众所周知，一个作家的创作与其一生的经历，特别是早年生活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黄春明从小丧母，跟随祖母生活，他与父亲之间相处得不够好，尤其是父亲再婚以后，他与父亲、继母的关系就更僵了。身为长子的黄春明成了继母的眼中钉，在学校又是问题学生，经常遭到继母的虐待。小说中阳育身上发生的那些事，都曾经是他所经历过的个人灾难。也正因为如此，黄春明的笔下经常出现对社会发展适应不良的问题人物，作品的题材大都可以从他的亲身经历中找到依据。随着情节的发展，这把小刀带给阳育的意义也越发得大了。阳育企图用这把象征着自己意愿的小刀去解剖自己所生存的社会，无论是什么东西，什么事情，甚至生命本身，他都想用这把小刀剖开来探个究竟：
刀子在他的手中，一向保持得很快利。他的眼睛也像这把刀子的刀口，注视某一件事情，或是人或是物就想支解。
阳育坐在垫子上面，这时候他才超然地看到自己。看到自己不满一切的现实，用自己的眼睛和刀子去解剖、去审判、去处刑。他发觉自己和刀子的另一个王国。
由此可见，这把小刀已经不仅成为他剖解社会真相的工具，而且也成了他发泄愤懑的方式。“每当他愤怒，愤恨不平的时候，他就动刀子。”此时，整个世界似乎都在锋利的刀口下颤抖——“把它切，把它削，把它撕毁或是破坏。”就像削一只粉笔，或一片木块一样。可是即便小刀的刀口都被削得凹进去了，阳育仍然找不到自己生存的意义，依旧解不开社会不公的谜。因此他说：“看清楚自己就是人类最悲惨的悲剧。”由此，小说展示出了人类生存的不堪处境，一个人活在世上实在不该对社会知道得太多，知道得愈多，自己就愈痛苦，就愈看清了自己的可怜，就更会感到生命的无意义。阳育处于一种“青春期”的忧郁当中，又没有人给他以正确引导，家庭、学校、社会，以及人际关系都带给他种种郁闷的感觉，他把玩着小刀，用刀子毁坏着一切可以毁坏的东西——报纸、树木、苹果、番薯，凡是手边有的东西都不放过，甚至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指甲也不例外。显然，阳育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