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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并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重振自立自主的精神。换言之，黄春明笔下的青番公形象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他并没有一味无原则地排斥或谴责现代文明，虽然城市令青番公惶恐，令他悲伤，但他应对的态度却依旧是和缓，退让的，他从未疾言厉色地谴责过现代文明，反而放任子孙抛弃土地，因此他的回忆中所流露出来的，是对农村自然经济解体的无限忧虑与惆怅，他身上所发散出的那种淡淡的哀愁与思念也就很自然地在小说中弥漫为一种温馨抒情的氛围。若扩大一点来看，那些具有粗犷、野蛮乡村精神的“歪仔歪”乡民，过去曾因日本人打死芦啼鸟而杀死日本人，现在却不仅对猎鸟的枪声不闻不问，甚至还彻底地告别了世代相传下来的土地。显然，正是这种现实的无奈，才使青番公和他的乡人们无力抗争，他们只能尽一个农民的本分而已。因此在故事的结局，作者设计了一个富含深意的情节：青番公从收音机播报的地方新闻中得知政府要贷款给农民养猪的消息后，便撑着一条鸭母船带阿明到浊水溪下游去捞沙，为盖新猪舍做准备。当祖孙二人划着船轻荡在浊水溪上，朝着市镇方向缓缓行去时，他们看到了一座现代化的、喧闹的、长达三千四百五十六尺长的兰阳大桥。它雄赳赳地横跨在浊水溪下游两岸，显示出一种恢弘、磅礴的气势，可是桥上为了抢夺时间相互对开的汽车却乱成一团，双方争执到进退维谷的混乱局面。这景象正与青番公祖孙俩刚刚离开的农村景致形成了一个强烈反差。老人虽然警觉到这座大桥对他的田园和子孙所产生的影响，但还是很兴奋地感到了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便利。而同桥上的火爆场面成为鲜明对比的则是“桥下的浊水溪水理都不理的默默地流”，这样的对比自然会使人们不禁产生思古之幽情，想起那些自从这座大桥建成后已久未有人提起的浊水溪水鬼的故事：“今天水鬼统统又从青番公的口中一个一个化做缠小足的美人，在溪边等着人来背她过水。”而这些其貌可亲，实则害人的水鬼在“转世之前，一定要找人来代替”的古老故事中，似乎也隐喻了富裕繁荣又美观悦目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其实也可能像那水鬼变成的“美人”一样使人迷惑，让人甘于成为受害者而不自觉。很显然，桥上与桥下的对比其实已经暗示了紊乱的都市文明已经开始侵入青番公所亲手开辟的朴素田园了。由此可见，小说是将交通运输的繁忙混乱作为工业文明的象征而予以极大嘲讽的，表达出了作者心中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某种反感，从而将人们的情绪导向恬静自足的田园诗般的农业社会里去寻求安慰。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上，人类正在走向分裂，宽容变得遥不可及，只有巨额经济利益才能有效地促进联合，不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彻底“异化”了，而且人与自然之间也产生了深深的隔阂。当大桥、公路、汽车、红绿灯这些现代化的标志——矗立在青番公的周围，并渗透进他的日常生活里的时候，青番公只能徒然发出一些感叹，他的愤怒也只是短暂地持续一会儿，因为他也明白自己是不可能挡住社会前进的脚步的，自然也无法把自己的期望强加给后代，惟有顺其自然而已。至此，人们不禁要问：青番公从祖先那里代代承续下来的欢乐、希望与痛苦、忧伤，以及他对乡村、土地与孩子们的爱与深情是否也会随着现代文明的侵入而变易或消逝呢？小说结尾并没有给人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只对未来略作有限的暗示而未作任何推断。很显然，当农村文明破碎的时候，文学将会观照到一群有着相同特征的形象。他们沉醉于即将逝去的田园生活，不相信乡村价值的衰落，渴望以种植和耕作的延续来保存对土地的永恒感情。但是，在无可改变的失落命运面前，这些衰老、执著而失望的“小人物”只能在文学中焕发出悲剧的魅力与光彩来。在小说里，黄春明塑造的青番公这个典型的中国传统老农民形象在现实社会里可能已经是最后一代了，而小说所描绘的“歪仔歪”的田园牧歌生活也已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了人们再也难以企及的一种“遥远的绝响”了。
如果从艺术构思上来看，这篇由祖父与孙儿故事构成的作品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情节，但是艺术上却很有特色。在这个精心描绘的故事里，时空背景不断地从现在转移到过去或未来；当老人回忆年轻时的艰苦奋斗而能在土地中得到报偿的岁月时，时空便流转到过去；当他幻想有一天将把土地与经验交给他所爱的孙儿时，时空又转到将来。可是不久他发现，当新的生活秩序逐渐威胁和破坏古老的传统时，他的梦想就可能不会实现了，时空又回到当下。小说就这样在时空的穿梭中，通过对原始的、行将远去的、未经污染的世界的怀恋，映衬了一个社会的、历史的悲剧，由此触及了资本主义入侵农村，造成农村破产的主题。那么，以现代工商业社会的嘈杂与繁华来取代传统农业的和谐与宁静，这种追求社会进步的方式值得吗？这也正是小说作者的忧思所在，也的确值得人们深入探究。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二章 怅惘的乡土愁思——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二阶段
第二节 《溺死一只老猫》
同样发表于1967年的《溺死一只老猫》可以说是《青番公的故事》的续篇，主人公阿盛伯可说是形象地概括了传统农业社会在现代工商势力冲击下的命运。小说将阿盛伯夹进“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叙事当中来定位，沿着《青番公的故事》的结尾接下去写资本主义经济入侵后，农村中的老一辈为保卫传统文化所进行的苦苦挣扎，生动叙述了他们面对一个异质社会“入侵”时所遭遇的彻底失败的宿命。若与《青番公的故事》相比，这篇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可叙事中的诗情画意却明显淡化了，人物的荒谬性增强了；与此相应的是，作者对主人公的同情减弱了，嘲讽则大大增强了。
我们知道，“现代化”在当今社会观念中不仅是一种不证自明的合法化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悖论性的存在。而“文学显示出它在现代社会中‘悖论’式的存在。作为‘现代’的产物，文学必然内在地包含了‘现代’对生活合理化的要求，继而成为‘现代建制’的某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由于天然地对人和人的感性世界的敏感，文学在现代化的过程里虽然获得了直面现实的合法性，却把更多的关心倾注在被现代社会淘汰、遗弃的‘小人物’身上，倾注在巨大变迁中的普通人捉摸不定的命运上。这就是文学必须面对的‘现代人’问题，正是这个问题的存在，有价值的文学往往以批判、质疑和反抗‘现代’的姿态出现”。罗岗：《面具背后》，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事实上，随着转型期台湾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农村的静谧安宁很快就被打破了，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开始侵入乡村，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农业文明与强大的现代工业文明狭路相逢，古老的农业文明根本不堪一击。具体来说，就是六七十年代台湾社会转型时期的现代工商文明的巨大冲击，确实给处于被动地位的一般民众带来了从生活到心理上的适应危机，尤其对那些过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一辈农民来说，更会感到茫然失措，甚至发生种种意料不到的冲突与悲剧。《溺死一只老猫》这篇小说便是这种变化与较量的典型解说。它通过生动情节让人们看到悄然而坚定伸入农村的消费社会的诱人陷阱——“游泳池”，是如何用所谓的“现代”方式骚扰着人们心灵的，是如何以官商结合的手段威胁着乡土人物赖以安身立命的价值观念的，以及如何逼迫乡土人物不断反抗而终至溃败的全过程。
这篇小说包含了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一是农民对乡土的眷恋与坚持，一是城市扩展对乡间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的侵犯。虽然乡土文化可能会暂时阻碍了城市文明的进展，可最终仍然成了现代化的祭品。阿盛伯的不堪一击，宣告了青番公所代表的农业文明闪烁的田园诗意的彻底破灭。处于社会转型期的阿盛伯，虽曾有过农业社会中悠然宁静的生活，但当现代工业文明侵袭他原先生活方式的时候，他试图阻挡这滚滚而来的潮流，便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现实就是如此残酷！阿盛伯的悲剧恰如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所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