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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妓院里，白梅不得不任由嫖客凌辱；在社会上和家庭里，她却竭力维护做人的尊严。白梅以她高尚无私的品格从精神上全面压倒了骂她“烂货”的养母，理直气壮地指责养母一家的吃、穿、用、住全是靠她出卖肉体所得而维持的，直哭诉到养母不得不连连向她求饶，表现了白梅决不任人侮辱的自尊。白梅无私的自我牺牲，没有得到怜悯与救助，反而使她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中，均被视为下贱之人。她养家的弟弟、妹妹们是靠她的卖身钱供到大学毕业、成家立业的，但这些弟妹们却恩将仇报，不但不感激她，反而都看不起她，鄙视他、嫌弃她，甚至从骨子里轻贱她，使她在家里与社会上一样都得不到丝毫的尊重。
从农村卖到城镇堕入风尘的妓女白梅，始终面临着贫穷的挑战，不得不被迫沦落到出卖灵肉的地步，在备受凌辱与蹂躏之后，她仍然冀盼重新做人，仍向往过清白而有尊严的人生，为了挣脱“傲横无比的从养女到妓女的命运”枷锁，也为了摆脱“牢牢地裹住着她和社会一般人隔开的半绝缘体”的妓女职业，她拼命地寻找着拯救自我之路，她想重新生活的愿望显得异常炽烈。贫穷不能泯灭理想，越是贫穷就越需要希望。而曾经共过患难的姐妹莺莺的结婚生子，以及鲁上校的鼓励，则给了白梅以启迪，令她觉悟到需要有一个孩子在自我感觉上来恢复自己做人的自信与尊严。确定了自己的心意以后，白梅就积极开始实施她拥有一个自己孩子的计划，并且立刻付诸行动。她精心地在嫖客中选择孩子的父亲，发现了一个老实健壮的年轻讨海人阿榕，于是向阿榕借“种”怀了身孕。在白梅与阿榕这一次的性爱过程中，白梅有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感受，感到像鲣鱼一样有着旺盛生命力的阿榕灌入她体内的“种子”像正在浮游的蝌蚪一样，“把她微弱的希望不但已经埋在她的身体里面”，而且“同样地被埋在这个社会”，她“希望有那么一天，她看到她的希望长了出来”。因为这一点，使她透过腹中孕育的新生命看到了未来发出的那团光亮，这腹中的胎儿让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份从妓女变成了母亲；而渔民阿榕在这段与白梅短暂相处的过程里，也因白梅认真的对待，体验到了女人的温情与内心的自责。而此时的白梅也怀念起故乡和亲人，故乡在他的心目中成为了避风的港湾与疗伤的静地，于是白梅立刻弃娼从农，决绝地离开了妓院，立意要以一个母亲的身份重返社会。
白梅就像路边草一样非常善于适应环境。当她决意彻底摆脱社会边缘人命运的时候，她也很清楚地知道若要改变其妓女身份成为一个母亲，惟有彻底转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与过去切断所有的联系，因此怀着希望和逐渐成长的信心的她，选择了回到她的出生地——坑底。这是一个宛如“桃花源”似的小山村。既无城镇的车马喧嚣，亦无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争斗欺凌。当然，这里也有贫病、灾害与官府的阴影，但是村人们都是心地淳厚、纯朴善良之辈。这个相对于势利、疏离的文明社会的落后山村，却是能够宽容地迎接白梅这样儿女的惟一地方。换言之，坑底这个远离尘嚣的小世界对于白梅来说，是一个孕育着无限新生机的家园。在这里，白梅不仅可以洗去文明社会加诸于她身上的屈辱印痕，抚平妓女生涯烙印于她心上的创痛，而且还能使她重拾做人的基本尊严与信心。坑底这个祥和的“乌托邦”社会，象征的是：“中国人的理想世界，摆脱了外来政治及道德的约束后，人和土地乃能建立和谐的关系。中国人一贯重视乡土感情，理想世界是现实世界割划出来的美丽小世界，也可以从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哲学理想找到根据。”张系国：《理想与现实——论台湾小说里的理想世界》，见1982年5月28日《中国时报》。“中国人的理想世界”往往是从现实中割裂出来的至情至义的美丽“小天地”，基本上是排除政治和宗教力量影响的一方“乐土”。很显然，坑底这个落后却温馨的山村在小说中，“不仅作为一种题材背景，还是作品中境界的着落处，并且是一个实质的具有力量的事物”。乐蘅军：《从黄春明小说艺术论其作品的浪漫精神》，见李瑞腾主编《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一），（台北）九歌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392页。更是一种能够“肯定人生理想之真实力量”同②，第427页。。对于白梅而言，在充满歧视的茫茫人海中回到僻远而纯朴的故乡——这个未经资本主义污染的农村，反衬了她对所谓的现代文明社会的绝望，而正是“坑底这表征着相对于残破文明的原始自然，以及和坑底一样质朴混沌的村人，帮助梅子得到了她所渴望的一切”同②，第397页。。而且故乡人民“果然给她以抚慰，让她把儿子生下来，并给她以尊重。这当然是作者的一厢情愿。殊不知吞噬白梅尊严的是一个包括农村在内的庞大的经济结构和建筑在这上面的思想体系，连同那些封建宗法观念。作者企图以一个纯朴的农村来对抗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便使小说带有主观臆想色彩”参阅了徐秀慧《说故事的黄春明》一文中的相关论述，该文是提交给1998年10月在北京由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黄春明作品研讨会”的论文之一。。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却不能否认坑底这块惟一的净土确实对塑造白梅这个由“妓女”升华为“圣母”的现代新传奇的故事有着特别的意义。如果不是在这样的保持原始民风的社会中，白梅的传奇是不可能被继续演绎下去的。正因为有了坑底这块远离商业文明社会的乐土，白梅返家后不久就无限欣喜地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经过医院三次的检查，确证了怀孕这一消息的可靠。此时，白梅坚定地告诉母亲她打算未婚生子的决定，勇敢地面对即将来临的困难，决心独力抚养孩子长大成人。面对母亲的不谅解和村人的议论，她向母亲解释了她为什么执意要未婚生子的原因：“还有什么比当妓女更不名誉？只要对人家好，当什么都没有关系。”这句话使她过往岁月中所有的不名誉与罪孽都因此而被颠覆了。小说中花了不少笔墨描写白梅的怀孕状态，精密地计算她的生产日期，表现了作者对主人公生命中的这一重大事件的极端重视，这也许是因为“白梅在一般人看来，她是不能有小孩的，因此在描写的时候，我要把怀孕的日子，从一月一直写到十月，来表示我对它的重视。一个生命的产生是如此的严肃，而且是白梅的小孩”黄春明：《来自故乡的歌手》，见1987年9月《幼狮文艺》297期，第132页。。因为怀孕与生产本身就具有延续生命的意义，具有确证母亲生命价值的意义。而白梅的怀孕与生产还别具特殊意义，因为她不同于一般人的妓女身份，使她生育自己孩子的微小理想也蕴涵了一种控诉社会的深沉力量。因为在通常的社会价值的观念里，妓女是一个被物化的对象，是一种“性”商品，当妓女与生育这两个似乎对立的思考同时并存时，似乎正代表着一种身份转变的可能。换言之，怀孕和生产对白梅来说，不仅可以使她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孩子，并且在抚养孩子长大成人的过程中，让她重新恢复尊严和改变不名誉的身份；更重要的是，还能够使她在精神上完成对自我的拯救，所以白梅将孩子的诞生视作——“这就是我还要活下去的原因吧！”正因为她孕育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一个小生命，不但让她疲惫的心有了依靠，还给白梅带来了全新的生命感受。
随着白梅的归来，不仅给家人带来了希望，也为村子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村子的情况改善了许多。在白梅怀孕的十个月时间中，村子里也经历了有如人世变化般的复苏、摧毁与重建。在性交易活跃的渔港，白梅是遭人作践、备受歧视的妓女；但在山间生母家中待产的白梅，则是孝顺的女儿和友爱的妹妹；在村子里，更是备受邻里乡亲疼爱的孩子。白梅回家时，恰好她的大哥腿烂了，因为无钱医治正受着死亡前的折磨，白梅立刻把自己所有的积蓄拿出来替大哥治病，送他去医院截肢，从而保住了大哥的性命。当大哥为病痛的折磨而发出“我活着还有什么用？”的怨叹时，白梅关切地提醒大哥：“你忘了？你的手艺不是很好吗？你不是可以用竹子做椅子，做畚箕，做筛子，做很多很多东西？”说得大哥“眼睛亮起来了”，重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