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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不懈地向着高峰攀登，终于站到了顶峰，不再为过往的命运所控制。不过，对于小说为白梅安排的这个光明的人生结局，有些人认为似乎是过于浪漫了，甚至显得“过于传奇”、“有伤真实”，是“温情主义”这类评论可以江汉的《乡土呢？还是迷旧？》一文为代表：“黄春明小说对乡土意识的处理，乍看是由于他对社会卑小人物的深厚同情与关切，这样的努力的确使人耳目一新，激发了奋励鼓舞的意志，但细读之后，终不能发现他的作品也是带有相当程度的迷旧色彩的。”见1997年4月《仙人掌》第2期，第123—130页。，然而不管怎么说，我们都不能不承认白梅追求自我拯救和升华的历程中所洋溢的乐观与浪漫精神，而且在“中国近代文学中，再找不到一个与白梅等量齐观的女子，在这种神祗委弃的世界中，放射着信仰和希望的光芒”夏志清：《台湾小说里的两个世界》，见《新文学的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201页。。
当“火车穿过大里的那道长长的山洞”时，广大无边的太平洋展现在眼前，面对这片曾在白梅生命中有着重大意义的大海时，她知道自己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白梅指着海对她的孩子说：“我的乖孩子，你长大以后不要做讨海人，你要坐大船越过这个海去读书，你要做一个了不起的人。”面向着大海，白梅告诉儿子长大了不要辜负自己的希望，希望孩子超越他的父母，有更光辉远大的前程。虽然我们并不知道白梅和她孩子的将来会如何，可是我们有理由期待，并相信她会成为一个好母亲，因为在白梅的思考里，她甚至想到了如何解决孩子成长过程中可能需要面对的问题，因此她将孩子的父亲虚拟化，她对孩子这么说：“噢！我可以不让我的孩子知道我的一切。我会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而且是完全陌生的一个地方去。”并且“我说你爸爸死了。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希望他的孩子同他一样，他还是期待着你”。这个孩子虽然没有父亲的关爱，但是透过白梅对希望与未来执著的信念，我们可以知道孩子“父亲”的形象已经依照白梅的想象被塑造出来了，并将伴随着这个孩子成长。从这里我们进一步看到了白梅义无返顾的决心。故事就这样终结于白梅坐着火车回去的路途上。小说结尾时，梅子又像在祈祷似的对她的孩子许下承诺：
“不，我不相信我这样的母亲，这孩子将来就没有希望。”她的眼睛又湿了。
太平洋的波澜，浮耀着严冬柔软的阳光，火车平稳而规律的轻摇着奔向渔港。
小说结笔的这一句，“太平洋的波澜，浮耀着严冬柔软的阳光，火车平稳而规律的轻摇着奔向渔港”，显然有着多重的象征意义。“太平洋”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它之于白梅的意义自不同于一般，海具有宽容、生命、净化等象征意义，包容了白梅的过往，也象征了经过一番洗礼的心灵获得了重生；“平稳而规律的轻摇着奔向渔港”的火车，则暗示了白梅的强烈心愿，希望从今以后自己能和孩子可以像“平稳而规律”的火车一样奔驰在美好生活的轨道上。带着儿子去看海的白梅，已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本质上的蜕变。同样地，大海的宽容就像白梅对这个迫害她的社会的宽容一样，海水本身具备的净化功能令白梅的生命得到了涤净；大海所代表的原始蓬勃的生命意象，更带来了无限的希望。从这里可以发现小说对白梅“重生”后获得的幸福所做的定位——人格的重新确立，这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幸福。换言之，白梅从沉沦为养女到妓女的宿命，到依靠自身力量去改变命运，她所拯救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人格与理想，她心中所复活的是人性的尊严和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性。就这个意义而言，白梅从妓女到圣母的自我拯救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善有善报”的劝世故事，而有着独特的意义，具有拯救人类灵魂与复活理想的象征意义，突显的是“小人物”同命运相抗衡的昂扬不凡的意志，庄严化了其生命的存在。正是这种在伤痕中绽露出来的凄美光焰使白梅成了台湾文学，当然也是中国文学中追求理想和尊严最为动人的典型之一。就像著名学者夏志清所称颂的那样，小说确实是“动人心弦的道出了一个人对困难的承受和挣扎，以至最后的成功，并且微妙的刻画出她对光明远景的追求”夏志清为刘绍铭主编：《来自台湾的中国故事：1060—1970？前言》，原书名为：“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1060—1970？Foreword”。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第xxiv页。。
黄春明是一个充满社会使命感的作家，面对转型期社会暴露的各种弊端，他以笔为旗，对之进行了不遗余力的理性批判。由于反映社会生活的及时、敏锐与迅捷，使他的作品成为了映照台湾社会转型历史的一面镜子，生动记录了一段充满矛盾、冲突、抗争与奋斗的悲剧岁月。因而人们可以看到《看海的日子》这篇小说，虽然仍然是透过“妓女从良”的故事来表现“人的新生”这一主题，但整篇作品从始至终却弥漫着一种“凤凰涅槃”的悲剧意识。我们知道，悲剧意识乃是对悲剧性现实的反映及其把握。从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来看，“悲剧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意识的一种文化把握参阅了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一书“引论”部分的相关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版。。因为悲剧乃是不断在历史长河中赖以存在的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所造成的。人类的悲剧性可以被归结为关于“挑战”与“应战”这两个概念之中，人们面对迫害的“挑战”时，对人的把握能力就显出一种非理性的性质。换言之，人对“挑战”的“应战”是一场前程未卜的斗争，本身亦具有一种超越理性的性质——悲剧意识的形成就在于对“挑战”的非理性和“应战”的超理性的一种正确感受与把握同②。。因此理性成了悲剧意识产生的必要前提。作家为来自理性支配的自身向力的冲突所承载的痛苦升华到对自身进行剖析与忏悔的程度时，便会以艺术创作的方式表现出来：不仅要“照现”外在的生活痛苦，而且更要深入“照射”内在的痛苦，从而鼓励、点燃、抒发出那种来自于生命痛苦所散发出的艺术反思参阅了宋耀良《艺术家生命向力》中第84—97页的相关内容，上海社会科学院1988年11月版。。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论及悲剧美的真实性问题时对此有着很精辟的阐释，指出悲剧是通过与我们相似的人的被毁灭，导致人们引起恐惧之情与怜悯之心。我们一方面害怕这种角色与我们相似，自己也可能身受其害；另一方面，我们又因怜悯角色不应遭受到如此的厄运而产生愤慨与不平。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与我们相似”，这才是打动我们、并引起我们共鸣与同情的原因。对此，学者刘再复有一段论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来理解这一问题：
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很抽象的集合的概念，在“我们”这个大集合体中，有可能是对社会有价值的东西，有的则未必是对社会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是毁灭类似没有价值的东西，就难以构成悲剧。因为，讲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更能说明悲剧的本质。刘再复：《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91页。
的确，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而因毁灭过程所产生的情绪和感情上的恐惧与怜悯则造成了“悲剧性”。小说之所以带给我们一种悲剧性的感受，就是因为主人公白梅所展现出来的许多经历在人们感同身受中引起了情感的共鸣，并使人们产生了怜悯与同情。事实上，这与台湾社会转型期间的那段历史也脱不开干系。透过小说的叙事，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在乡下，还是在城市；不论后期农业社会，抑或是初期工商业社会，普通民众都面临着贫穷所带来的极大挑战。普通民众胼手胝足创造的社会繁荣，虽然成就了台湾“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但是台湾社会中“精神的贫穷”与“文化的侏儒”的印记却也不容忽视。恰如尉天骢所说的那样：
现代化的生活固然给我们丰富的物质生活，但很多东西却消失掉了。黄春明的作品，从某方面看是怀旧，但从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