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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家族，乃至同自己民族相关的一切历史、传统、文化都当成落后、丑陋和羞耻的东西，从而产生憎恶感，觉得无法忍受。归根结底，这群所谓的“被殖民精英阶级”是竭尽全力来离弃和憎恶自己的祖先与同胞的，希望以此受到殖民者的青睐，并被殖民者所完全接纳。历史地看来，这样的“被殖民精英阶级”几乎从没有成功过。他们那种焦虑、谄媚奉承、奴颜婢膝以乞求同化的心态与行为，不仅没有被殖民者所接纳，反而遭到殖民者更深的鄙视、不齿、厌烦与排斥。反过来说，被殖民者以背弃自己的同胞与历史文化，向往同化于殖民者的奴性行为，既没有从殖民者那获得等值的回报，又为自己的同胞所不齿，自己的同胞也以敬而远之来回应他们，最后那扇“同化之门”仍旧是被殖民者冷峻、倨傲地紧紧关闭着，而这样的殖民地精英因而也就陷于众叛亲离的孤独、尴尬境地参阅了张京媛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前言》中的相关内容，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7页。。旧殖民地精英如此，改变策略后的新殖民地诸关系下的精英资产阶级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爱玛莉》这篇小说就以生动的形象说明了台湾新买办阶级的处境。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小说一层层深入揭示出这种主子与奴仆之间畸形关系的实质。“玛莉”到大卫？陈家之后，大卫？陈立刻将它视为新的主子，极尽奴性地宠爱和伺候着这只狗，甚至视自己的妻小都比不上这只杂种狗，任凭该狗搅扰家人，让妻儿全都受尽了“狗罪”。由于大卫？陈内心深处极度“崇洋”，这使得大卫？陈在对待“玛莉”和家人时，采取了大相径庭的态度，但大卫？陈始终未对此进行理性的反思。他只是直觉地感到“玛莉”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高过家中的一切，小说中有一段描述很贴切地揭示了这一点：“他认为糟蹋玛莉，在他社会性的本能上，觉得是在糟蹋他的前途，甚至于过去一切辛劳。”由此可见，在大卫？陈、洋上司、妻儿，以及“玛莉”之间萦绕着几重特殊的“人——狗”关系。具体而言，洋上司的宠物中，不仅有一条杂种“大狼狗”——“玛莉”，实际上洋上司还有另一条宠物“哈巴狗”——大卫？陈；而大卫？陈对待妻子、儿子的关系来说，他无异于是家里的“大狼狗”；当他奴颜媚骨地甘为洋上司“哈巴狗”的同时，反过来又要求自己的妻儿当他的“哈巴狗”。当洋上司回国以后，“玛莉”就成了他的新主子，大卫？陈则再次蜕变为“玛莉”的“哈巴狗”，显然，当惯了奴才的大卫？陈不可一日无主子，而且已片刻离不开主子了。而大卫？陈的妻子在他的强迫和压制下，只能无奈地伺候“玛莉”这个大卫？陈的新主子。换言之，大卫？陈不仅在洋上司面前把自己降低到了狗的地位，而且为了个人私欲，还要将自己的妻子降到比狗还低下的地步。这恰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则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鲁迅：《谚语》，见《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42页。小说通过大卫？陈对洋上司，以及作为洋上司象征的狼狗“玛莉”，同自己的妻儿之间判然有别的态度，不仅尖锐讽刺了小说主人公的奴性，而且对这种妻不如狗、人狗易位的畸形关系进行了深入挖掘。这种“将狗拟人化”和“将人拟狗化”的隐喻性艺术描写，的确生动勾勒出了一幅“人狗颠倒”的处于异化状态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
虽然卫门夫妇和大卫？陈之间的“主奴”关系因洋主子的回国而暂时结束，但作为奴才，那是一刻也不可少了主子的，因此大卫？陈迅速与象征洋主子恩德与权威的杂种狗“玛莉”建立了新的“主奴”关系。这使“玛莉”一进大卫？陈的家门，立刻就成了家中的“太上皇”。这条大狼狗不仅给大卫？陈的家人带来无尽惊吓与恐惧，而且还将家里的陈设毁坏殆尽。第一天，“玛莉”就把大卫？陈像命一样宝贵的三十多盆宫兰和报岁兰全部打翻在地，还摔破了十多盆这些珍贵的兰花，平时孩子不小心弄坏了一点，都难逃挨打的惩罚，但“玛莉”摧毁、弄碎了几乎所有的兰花，大卫？陈却并不怪“玛莉”，反而嫁祸于妻子，说是妻子照料不周造成的。这可是苦了一向怕狗的妻子玉云，玉云为了防备“玛莉”的破坏，不得不把兰花全都用铁线悬吊起来，晒衣服时只好被迫踩在凳子上爬高，而且，玉云为了更好地伺候洋狗“玛莉”，不懂英语的她却认认真真地抓紧一切时间背诵大卫？陈所列出的英文，大卫？陈的家人就暂时这样战战兢兢地度着日子。可是几天后不幸的事再次发生了，玉云打扫天井时，一不小心松了“玛莉”的绑，“玛莉”顿时野性大发，在屋子里蹦蹦跳跳、横冲直撞，经它房前房后一个多小时的扑腾之后，原本漂亮整齐的家宛如遭受了一次私人迷你型台风的蹂躏：落地灯、灯罩、玻璃花瓶、绣花坐垫、纱窗，不是被打碎，就是被抓破；就连大卫？陈心爱的地毯上也撒满了炉灰，整座宅院被扰得一片慌乱，惊慌失措的玉云则一边打扫房子，一边口里乱嚷乱叫地追着“玛莉”跑。然而，大卫？陈回家后，面对家中一塌糊涂的惨状，并未因此而生“玛莉”的气，反而因担心“玛莉”受惊而殷勤地对它进行抚慰：
大卫一边安抚着玛莉，一边指挥着玉云，要她把花这样那样地说了一大堆，要是他看到玉云做得不合他意，他就骂她笨。原来被侍候的舒舒服服地趴在地上的玛莉，它一听到大卫讲的不是英文，声调又是那么不友善时，它赶紧站起来，不安的露出野样子，大卫马上改用英文和语调，连忙说：“No！No！No！not
you，not you……”说着一只手抓牢链子，一只手正相反，轻轻的拍玛莉，有时顺玛莉的毛势，从头到身体，一下一下抚慰，狗一舒服，又放松的趴在地上。玉云一边整理地上，一边勾着眼睛，一直注意狗的动静。而她的一举一动也在大卫极易怒的注视之下，注意她是否弄坏了花身。
值得注意的是，同殷勤抚慰肇事者“玛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卫？陈对待这场家庭大浩劫的最主要受害者妻子玉云的态度却着实让人感到瞠目结舌，他不仅没有同情、安慰妻子，反而是冷眼横眉，拿忙了一整天的妻子玉云发泄怒火：
“你笨蛋！你这没用的东西……”
“要是你听我话不养狗，就没有这些事情！”
“废话！你笨蛋你还有什么话说？”
“啊——我知道了，凡是动到你的兰花，你的地毯，你的汽车，现在又加上你的狗就有事情了。”她越说越泄气。
“给我闭上你的狗嘴！”
“嘿嘿，”玉云完全没脾气了，毫无表情地做个笑声，淡淡地说，“我有一张狗嘴就好了，恐怕连狗都不如——。”
两厢比较起来，大卫？陈对于洋狗“玛莉”和自己妻子迥然相异的态度，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真是“人不如狗”啊！推而言之，这不也正是所有洋奴对洋主子和对自己同胞态度的生动写照吗？作者所呈现的洋狗“玛莉”飞扬跋扈的情形，使小说对新殖民主义的批判显得更为生动。“玛莉”作为在洋老板卫门家英语环境中养大的狗，它只能在英语语音下做出反应，是一条只能依照殖民者语言反应的狗。由于殖民与被殖民两者之间在客观上形成的主奴关系，致使被殖民者亦无法役使殖民者所豢养的畜生。因此当“玛莉”情绪不稳时，大卫？陈必须使用英语轻声细语地抚慰它，才能使它安静下来。作为养家的人，大卫？陈君临自己的妻小，妻子玉云因必须仰赖其维生，因而对大卫？陈尤为驯顺畏惧，对于大卫？陈无理的叱责不敢反抗，只能“完全没脾气了，毫无表情地做个笑声，淡淡地”将一切委屈和辛酸强咽下去。由于洋狗“玛莉”乃大卫？陈力求同化于殖民者的手段与进阶的工具。大卫？陈愈是积极于同化的目标，就愈是会以“玛莉”的情绪、好恶、舒适与否为家庭的中心，自然也愈是会将妻儿的价值和地位视若无物。显然，不是洋狗“玛莉”统治着包括大卫？陈在内的一家人，而是殖民者的价值、生活方式和殖民者片面的“现代性”通过一条狗役使和宰制着大卫？陈一家人。显然，在殖民地关系中，被殖民者已被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