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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５年，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在错误的认为我军力量严重不敌国民党的情况下反对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其实当时的全国在政治上正处于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前夜，全国人民纷纷要求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军事上，国民党军队远离中心城市，给养困难，交通不便，倘若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是非常乐观的。因此党中央批评“张国焘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在党内犯过很多机会主义错误，进行过不少派别斗争。” 加之后来张国焘分裂中央，在红四方面军中成立他自己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委员会”。
１９３７年３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彻底清算了张国焘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对他的右倾错误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会上他勉强承认了错误，但另一方面他又百般狡辩，当时中央考虑他的党内历史，为了挽救他，决定暂时不给他做组织结论。然而这又使张十分懊恼，他认为“１９３７年的延安会议是背信弃义的不讲理的”。“中共已经完全变质，离我这个创始人最初理想已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终于在1938年出逃武汉并正式声称退出党组织。
原因三，向往资产阶级腐朽生活，加之国民党当局亦以此诱降。
党内一部分同志曾留学西土，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科学和进步的思想，他们本应回国后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可是他们在西方国家却受到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从而对党产生二心，为了国民党的黄金美女出卖了党的同志，也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１９２８年，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北京西路赫德路一带工作时突遭逮捕。为了查清罗亦农被捕的原因，周恩来组织“中央特科”同志通过巡捕房的内部关系查出了出卖罗亦农的叛徒是贺家兴，何芝华夫妇。 他们都曾留学德国，回国后两人在罗亦农领导下做秘书工作，由于他们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当时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每人每月生活费是２０块钱，无法满足他们享乐腐化的欲望，于是这一对叛徒与帝国主义租界巡捕房密商以１０万元的代价出卖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十几处机关，他俩出卖的第一个人就是曾批评过他们不遵守秘密工作纪律的罗亦农。幸好中央特科在查清贺，何罪行后将其处决，避免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原因四，无法忍受国民党特务的严刑拷打，为避免皮肉之苦而投蒋。
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员用刑手段多如牛毛，老虎凳，辣椒水等等。他们的这种手段，并没有吓倒我们大部分的同志。许多被捕的同志们面对敌人这种惨无人道的逼供方法，没有一丝惧怕。绝食，拒绝说话，总之不会说出党的机密，不会出卖一起革命的同志。可是残酷的逼供手段实在让胆小者心寒，也有少数一些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出卖党组织，出卖同志也是由于此方面的因素的。他们以为投靠蒋介石不仅可以免受皮肉之苦，而且可以利用自己对中共的情报的了解受到重用。这一点常常是较多叛徒叛变的原因。
二。中共叛徒给党组织带来巨大的损失
无论是基于哪种原因而出现的叛徒对于党组织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其损失程度令人咋舌。因为其中有许多党的重要干部，掌握着党的许多高度机密，一旦他们以这些向蒋介石邀功的话，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中共“三大”以后张国焘被调离中央机关，被调往北京从事铁路工人运动，在其他同志的帮助下，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工人运动的复兴和发展引起了北洋军阀的注意，反动军阀大肆搜捕共产党人。１９２４年５月１３日，原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扬德甫被捕叛变，供出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秘密机关和张国焘等负责人。京师警察厅立即查抄全国铁路总工会秘密会所，并将张国焘夫妇逮捕。据现已披露的档案资料显示，张被捕后不久就向敌人屈服，供出李大钊等人。
６月１１日，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程克发出密令（内务部训令第１５２１号）命令。京师警察总署“查拿”李大钊等人，在这个密令里附有《张国焘供出在京党员姓名单》，《张国焘供出各路在党工人姓名单》共８２人，使中共领导的北方铁路工人运动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张在监狱里呆了５个月后被营救出狱，但他一直隐瞒在狱中的自首变节行为。直到解放后，随着张国焘被捕档案的披露，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中央特委”又称“中央特科”它是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安全，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隐蔽斗争的政治保卫机关。特科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三人负责。向忠发挂名不顶事，周恩来是决策人，顾顺章负责日常工作。 其时，顾顺章领导的“红队”（又称“打狗队”）极为活跃有名，确实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务，震慑了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在白区的损失，顾也由此当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但顾顺章却居功自傲，往往不把他人放在眼里；且利用工作的特殊性，日渐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当时任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就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就在党中央考虑将其调离特科之际，顾顺章亦有所闻，对此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
不久，党中央决定张国焘及陈昌浩赴鄂豫皖苏区，由顾顺章护送至武汉。但任务完成后，顾并未立即回上海复命，而在汉口停留下来，并以艺名“化广奇”在新市场游艺场表演魔术敛钱。一日，曾是顾的下属、而后叛变的尤崇新碰巧在游乐场发现了顾顺章。经跟踪，导致顾顺章在汉口被捕。特务在其身上除搜出我党重要文件外，还有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可见其叛变之心早已有之。
在顾被捕当天这个贪生怕死的家伙就叛变了，并供出所知一切中共机密。顾为了向主子邀功请赏，在他被押往南京的第二天就亲自跑道中央监狱去认人，出卖了被关在那儿的一直没有被敌人认出的行将出狱的我党优秀领导人恽代英，致使其被害于狱中。他一面千方百计破坏中共在各地的组织和机关，搜捕其人员，一面为中统对付共产党献计策，并为其培训特务。曾为顾当过贴身保镖的林金生称：“在中统特务疯狂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过程中，顾顺章经常亲往策划、指挥。”
突出的一例即是1931年6月，顾顺章带领特务捕获中共另一领导人蔡和森，终致蔡惨死狱中。顾顺章使我们党在上海白区的组织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幸好当时我们党打入了国民党内部的钱壮飞及时通知组织，党组织迅速果断地采取措施，使得损失才得以控制。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顾发出“通缉令”。1931年12月1日发布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的。通缉令历数顾的种种罪行，并称：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并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这份特殊的《通缉令》，可以说是对顾顺章下了“格杀勿论”的严令，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下这种“通缉令”，可谓极为罕见。
1949年9月15日，由于叛徒出卖，罗广斌在成都被捕，随即押解到重庆中美合作社。“刘矮子把我交出来，我的入党申请书刘和冉（即叛徒刘国定和冉益智）都看过，我不承认是党员，被关进渣滓洞。”
张国焘出卖李大钊，顾顺章出卖恽代英，刘厚总出卖项英，石五则出卖刘胡兰，甫志高出卖江姐，贺家兴出卖罗亦农，白鑫出卖澎湃，扬殷等等。许许多多的党的优秀干部被那些贪生怕死的叛徒们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