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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实证主义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因此可推断现代管理是处于一种理性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之下，一切管理者都不会准备长期去和一种理性主张争论。而且既然大多数组织决策和政策分析是在一种理性论述的语言游戏中进行的，那么意识形态效应就变得压倒一切了，甚至发现问题都时常需要一种高度的哲学技巧，而揭露那些隐藏在这种论述本身中的缺点和谬误更是如此。总之，理性主义渗透于现代管理之中。
□理性主义与韦伯的科学层次理论
科层制是一个复杂而普通的概念，它含义众多，既有公众从情感出发的贬义理解，又有马克斯·韦伯从原则出发的理性结构，即它是理性在管理事务中的应用。就像泰勒研究工厂，发现了理性主义同管理的关系一样，韦伯研究了政府机关的复杂性，发现了科层制中的理性原则。韦伯在管理领域中占居重要地位，如同物理学中的爱因斯坦、心理学中的弗洛伊德和政治学中的马克思。韦伯的科层制理论曾预示着有组织的国家的发展。各个方面的管理者们——经济方面的、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中的都信奉着韦伯论述的观念，不再是设法调和韦伯理论的纯粹性与现实及实践的不完善之间的矛盾了。当然，理论和实践是有差距了。可从事实来看，不管个人主义者、反对分子和企业家怎样夸张，科层制在运转，它符合了实用主义的标准。我们周围到处都是多功能的科层制机构：政府的行政机关、医院、学校系统、警察军队系统、科研机构、邮政和出版部门，乃至农场和商业区、美国国家航空和太空总署、联邦调查局、联合国组织、国际工人协会、英国广播公司……，这一切组织机构都表现出了科层制的共同特征。只要我们稍加注意，我们就会为这些组织中奇迹般的协作努力和理性运行所造成的奇观感到大为惊奇、十分敬畏。每一组织中都包含众多的理性原则、操作规定，都自成系统且包含着子系统，预示着某种结果，总之，包含着众多的信息。在许多人看来，尤其是在韦伯看来，这种富有信息的复杂性背后的原则是一种理性。他认为，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就是目的和价值的逻辑。合理性的科层制及其非理性的官僚病态的阴暗面体现着我们民族精神的特征，且有意识形态的反响，如马克思所言：官僚制的精神是一种彻底虚伪的神学精神；官僚是国家耶稣会会员和国家神学者；官僚制是共和国的祭司。社会发展到今天，科层制中的理性主义因素愈益突出，对理性主义的依赖性也愈强。社会化大生产、科技高度发达、世界范围内事物间联系的密切，使得任何一个组织都必须按理性原则办事。都融理性主义、科层制、技术和系统理论于一本身。尊重理性、让理性说话是科层制的准则，否则，各级组织就会紊乱，出现负熵。
二、人性与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主张重视人性，强调人的作用和地位，发掘完整的人。人道主义影响面极广，在现代西方衍化出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研究人及人的内心情感、体验，研究人生之真谛和生存的意义。不难看出，人道主义同理性主义是相对的。这两种意识形态均对管理、领导活动影响较大。只是一个形成了从科学管理到科层制和系统理论的历史进步，一个体现于马斯洛、麦克雷戈、赫兹伯格和阿吉利斯等心理学著作之中。两种思潮也都涉及人，是关于人的哲学模式，但前者本质是理性的，而后者是情感的；前者意味着工作道德规范和义务及自我牺牲的可能道德规范，后者意味着享乐主义或满足的道德规范和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可能道德规范。传统的人道主义以公开主张人性善为特征，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马斯洛。马斯洛在其著作《优化心理管理》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组织存在的基本理由是为其成员提供自我实现的机会，简单地讲，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个人的内在潜力。但是，马斯洛忽视了人的心理潜能可能向善也可能向恶，或是以需要的匮乏来解释。按此理，希特勒如果得到另一种教养，如果他没有遭受清贫困苦的生活的话，大约他的自我实现就不同了；恐怖主义则可以以其社会政治环境和历史来为自己辩护了。但是，人道主义还是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抵抗力量以反对无情的现实主义者和忽视人性的X理论的拥护者。这种意识形态在管理研究领域中导致了科学分支的发展。例如，组织的发展（OD）、人事管理和工业心理学。此外，自从当代的霍桑研究开展以来，已经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对人的动机和工作行为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人际关系运动总的说来已深深地影响了赫兹伯格及其他人称之为工作生活质量的东西。人际关系理论在某些场合又称为人的资源理论。早期的人际关系运动是充满暴力的，它涉及到群体动力学的技术对个人的可能操纵及群体通过“交朋友”技术、T—群集等等而对个人的完整性进行攻击。在反文化时期的某阶段，至少在美国，迫使执行者去接受某种“感受性训练”的形式在管理界非常流行。当然，现在这种思潮已不见了，许多哈佛经理、管理者显示出相当的人道主义心理学的激进倾向，人际关系运动在政治家、企业家方面有了自己的地位。当代管理方面的人道主义的代表为玛丽·弗莱特、利克特和麦克雷戈。Y理论被确立为一种管理的意识形态，它与X理论中的悲观主义相对抗。不过，这两种理论之间的论争可归属于彻底的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有组织的人道主义并不意味着是非理性或反理性的。相反，它力图通过动机理论和经验确定来研究自己对理性的要求。当然，要求不同会导致两种不同的极端结论。一个结论是：泰勒派关于人的观点会导致一种带有康德哲学强调责任的工作道德规范，使部分服从更大的整体利益，从而最终承认历史、国家、组织和工作要高于个人快乐的满足，消灭人的个性；另一个结论是：马斯洛学派关于人的观点会导致一种带有康德哲学强调个人完整性的自我实现或自我完成，从而主张部分高于整体，个人高于国家，过分强调个性。两种极端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会再出现的。但值得一提的是，人的抱负在激烈竞争的任何意识形态思潮中原则上是可达到的。任何一方都不能确立对人的价值的垄断。立法组织不仅可以提供公共事业的舒适温暖，而且可以为其成员提供满足感和生活意义，为其管理者提供个人实现抱负的机会和目标意义。按照人道主义与理性主义、表现与纪律之间的辩证法，人们可以看出，个性和立法，即是个人和集体之间的紧张状态的反映。这种持续的辩证和紧张状态怎样才能得到解决呢？这种情况在实践中又怎样对付呢？不妨先提出一个命题：
没有哪个人是必不可少的。任何人都是不可替代的。
这两条暴露了组织生活的矛盾。在一个层次上，对于社会和组织来说，要生存，它们就必须有可替换的部件，这是事实；而在另一个层次上，这种生存能力的代价在性质上是不断变化的，因为整个人类性质如果没有发生某种变化，个人就决不会脱离其现有的秩序。这样，从上述命题又可推出另一命题：每一个人都是必不可少的和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这看起来很残酷，个人与集体处于紧张状态，且既无理性也不人道。但事实上，这个命题同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并无矛盾。人道主义的管理者、哈佛经理要求对有关人性各方面的知识进行严肃的研究，他应在个性理论、群体心理和动机等等管理分支方面有丰富的知识，更应对定量分析和系统理论进行客观的研究。而一个有理性的人和从事政治的人则力图获得一种理性意识形态可以提供的合法标志，他会凭直觉而获知什么时候及如何依靠这一命题。这就是说，信奉人道主义或理性主义的管理者、哈佛经理会根据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各自要求，妥善地进行管理，正确地对待个人及个人在社会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总之，人道主义对哈佛经理的影响，最集中地表现在管理学中的X理论被Y理论所淘汰及Z理论的创立。众所周知，“泰勒制度”只注重于管理，把工人看作物来规范、操作、训练和管理，而忽视人的个性、积极性、创造性和能动性，忽视生产中的人文因素及人文价值。所以，Y理论、Z理论能够取而代之，并且在管理学领域有一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