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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上的分析指认识事物的各个矛盾、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斗争情况；认识上的综合指把分析的情况统一起来思索，从整体和对立面的斗争上把握事物的本质。人们认识事物先通过分析，了解事物的各个部分，然后进行综合，得到事物的完整概念。没有分析，综合就不可能。而分析又是建立在对整个事物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分析时有综合，在综合时有分析。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就是一个分析和综合的辩证统一过程。如水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化合构成，对氢和氧只作孤立的分析，不作综合，就不能从总体上把握氢和氧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就不能对水有正确的认识。
人们思想上分析和综合的辩证认识方法，是客观事物分析和综合辩证规律的反映，它要求人们按照分析和综合的辩证关系去认识事物。脱离客观事物的分析和综合，或者把分析和综合割裂开来，就会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杨献珍胡说分析是一分为二，综合是合二而一，把分析和综合割裂开来，为“合二而一”论辩护，反对一分为二，完全是反动的。
归纳和演绎 也叫归纳法和演绎法，是两种不同的推理和认识的方法。归纳是人们由个别到一般，即从许多个别事物的特点中找出普遍特点的方法。人们在革命实践中，总结了许多人和单位的经验，得出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结论，这是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法。演绎是人们由一般到个别，即根据一般原理引出对个别事物结论的方法。人们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结论，作为一般原则用来观察某一个人、某一个单位的表现，得出相应的结论，这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法。恩格斯说：“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571页）归纳和演绎是对立的统一，两者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当人们运用推理方法，从个别得出一般结论的归纳过程中，同时也包含了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过程。
归纳和演绎是人们在长期实践和认识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践是归纳和演绎的基础，又是检验归纳和演绎是否正确的标准。归纳和演绎中的前提和结论，即从个别到一般或从一般到个别的关系，就是反映了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辩证关系。人们认识事物要经过两个过程。毛主席说：“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矛盾论》）因而，人们在实践中要得到正确的认识，必须把归纳和演绎结合起来。形而上学把归纳和演绎人为地加以分割和对立，甚至夸大归纳作用，否认演绎作用，得出归纳万能的结论，把认识变成一种僵死的、孤立的过程，这是错误的。
形而上学 在中国亦译作玄学，是指与辩证法根本对立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所谓形而上学，“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矛盾论》）形而上学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彼此孤立的，不相联系的；一切事物都是永远不变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上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没有质变，没有飞跃；事物变化发展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否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形而上学宇宙观的要害就是反辩证法。它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因而它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最后势必导向唯心主义。
在人类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形而上学和辩证法这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有辩证法，就有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在古代就产生了。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和辩证法的发展，形而上学也不断地变换它的形式。
古代的形而上学是笼统地否认事物的变化，否认事物的内在矛盾。在我国，春秋战国时的儒家，为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反对新兴地主阶级变革，鼓吹“无变古，毋易常”，认为古代奴隶制是永恒不变的；、孔丘还把“中庸之道”说成是最高的道德，宣扬折衷主义调和论。道家庄周从相对主义出发，得出“万物皆一也”、“莫得有偶”（没有对立）的荒谬结论，否认事物内部的矛盾，充当儒家的同盟军。在欧洲，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派认为，对立的东西是固定不变的，不能互相转化。埃利亚派认为，唯一真实的东西是存在，它是永恒的、不生不灭的、不变的。他们在政治上都是为奴隶主贵族统治辩护。
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矛盾论》）在中国，西汉儒家董仲舒，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认为“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①，主张“奉天而法古”②；他还认为矛盾双方的地位是固定不变的，阳永远是主导，阴永远是服从，因此臣要服从君，妻要服从夫，子要服从父，永远不能改变。董仲舒的形而上学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推崇。后来的儒家，从东汉《白虎通义》的编纂者到近现代的张之洞、曾国藩、蒋介石等，为了搞复辟倒退，无不宣扬这一思想。在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大多数既是唯心主义的卜，又是形而上学的。
①《举贤良对策三》。
②《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
在近代，欧洲的形而上学成为系统的思维方法，这是跟资本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相联系的。从十五世纪下半叶开始，自然科学家在分门别类地积累材料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考察问题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在十七世纪被英国哲学家培根、洛克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领域中来，形成了一种系统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恩格斯在揭露形而上学的特征时指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24页）欧洲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论，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庸俗进化论，都属于这种形而上学。在中国，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拥护庸俗进化论。帝国主义走狗、买办资产阶级奴才胡适也拥护庸俗进化论。
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把形而上学作为推行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苏修叛徒集团大肆鼓吹“矛盾融合论”，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专政效劳。叛徒杨献珍抛出“合二而一”论，为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