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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琼·贝克·米勒所说的“与他人之间的纽带”的观点：“女性对自我的感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与他人的联系和关系。”这是传授的基本点，也是任何活的遗产产生的基本条件。有趣的是，雪伦的痛苦也是来自于她在相当长的人生中一直不敢承认自己最需要的是与他人的联系，而不是显赫的工作。许多自恋狂盲目地陷入了对职业成功的追求而忽视了与他人建立起良好的相互联系，所以，他们也就无法得到真正的心理满足。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名律师（尤其是诉讼律师）、体育明星，还有其他很多职业成功人士，他们总是认为他们必须去追求职业的顶峰，往往会因而忽视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建立起活的遗产。每当我治疗那些患了精疲力竭症的经理人（通常55岁以上），我就会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悲剧。通常我会告诉他们《马太福音》中的一句话：“即使一个人得到了全世界，但是失去了自己的灵魂，那么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于这些把毕生精力花在了争取一个又一个的成功上面的患者来说，治疗他们的惟一方法只有是让他们自己弄清楚自己是否在做心灵上真正喜欢的事。
第九章 真正的幸福是一个动词
大发雷霆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这么做。不过，选择在合适的时候，向适当的人，为了合适的事情，用适当的方式大发雷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对法定快乐的剥夺
我们曾经看到制药商在对全国播放的产品广告中告诫患者，病人一定要告知医生详细病史和服药情况，然后才能服用医生开的处方药。这些制药商当然希望人们多买他们生产的药，但是如果不适合服用的病人吃了药的话，他们清楚将会有副作用，因此他们发出了这些警告。那么，那些为缓解和治疗工作压力提供心理咨询的医生，他们是否也需要做出相应的预先警告呢？
1999年的时候，《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有关硅谷白领工作压力的文章，文章称那里开展了一项旨在帮助员工“找寻快乐生活”的活动，当然，这样一来，员工在职业追求中就会变得更加快乐和能干。文章称：
硅谷的高科技企业在聘请心理导师、顾问，甚至瑜伽功教练等等，来帮助那些处于工作重压和瞬息万变的行业发展形势下的公司职员，使他们能够在重压之下保持自我……一位写过一本有关自立观点著作的作者表示，这些公司不惜投入地希望使员工认识到工作并不是一场噩梦。
硅谷高科技公司的员工平均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所以他们心理压力巨大一点也不奇怪。问题是，许多这类旨在减轻职员压力的工作却把情况弄得更加糟糕。
Sun公司的研发部经理向《新闻周刊》透露：Sun公司请了顾问帮助公司的软件工程师等职员“享受真正的世界带来的快乐—阳光、骑自行车、与孩子嬉戏”。但是，这些对员工原有生活习惯的打搅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同样说明了我的关于“工作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做你喜欢的事情”的观点。
那些顾问所进行的治疗课程的确听起来合情合理而且很诱人：“亲爱的，这样做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在工作中从来没有像在高中时的一段时光那么快乐，在那段日子里，我把全部时间都花在了制作模型船上面了。”不幸的是，任何人在成年以后都不会再那样生活了。顺便再提一下，注意，好好回想一下，说实话—你为什么那时候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制作轮船模型上面呢？难道不是因为实在是没人跟你约会吗？
这些治疗课程无法起到预期效应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儿时的游戏无法满足成年人对个人成就和满足感的需求。人类注定需要从克服困难和推进工作的实践中互相传授，取得发展。没完没了的游戏和野营是无法满足人类的这些需求的。爱比克泰德同样也怀疑试图通过自我放纵来获得快乐的方式是否有效。对他来说，真正的快乐是一个动词：
通过做善事来获得快乐并不是一种交换心理（为了得到，所以我要善良）。善良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和回报……那是一种长期的对我们性格的调整。我们朝着好的方向调整我们的想法、语言和做事……做好事是为了快乐、心灵上的安宁和远离烦恼。当你积极地投身于调整自我的实践中时，你就从那些使自己偷懒的借口中解脱出来。取而代之的是，你脚踏实地地走好当前的每一步。你坦然面对困难和失败的态度使你的创造力倍增，在目前的环境下不断取得进步……你的生命因为你完全投身其中而不断取得进步。
消极的安慰剂效果
这类模式化的或者说士气建设型的治疗课程的接受范围非常大。接受治疗的人们往往不能缓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甚至可能会加重问题。这是因为人们接受的是同一模式的治疗，医生并没有根据不同的情况施以不同的对待，结果往往会取得消极的安慰剂效果。
按照传统的观点，积极安慰剂效果是指，比如说，一个人吃了一些与他的疾病并没有关系的药，但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是有效的药，然后，他的病好了。积极安慰剂效果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病人对良好效果的预期带来了对身体的正面影响。事实上，我们自己可以说服自己很多东西，甚至身体上的症状也会被治愈。
消极安慰剂效果在积极安慰剂效果没有产生时便会发生：因为，你本来已经准备好会有一个好的效果，但是症状的好转并没有发生，这说明你吃下的药没有作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就会认为自己的病比原先预想的更加严重了。这样的推想就产生了消极安慰剂效果：“我吃了医生给我的药仍然不见好，那我的病肯定会越来越严重的。”
其实，实行那些员工减压工作的公司通过一种简单的评估工具就可以避免消极安慰剂效果的出现了：搞清楚到底什么能使目标员工快乐起来。然后，你还可以进行一个后续的评估，问这名员工：“这就是你的最终答案吗？”在Sun公司，活动执行者们通过上面的方法可以很容易知道，在“享受世界上真正的快乐”的活动中，这个人到底是适合于进行月光下的浪漫散步、潜水、看马戏，还是观看国际拳击联赛。问题是，这样的提问并不符合美国人的性格：美国人总是忽视认识真正的自我。
“找寻快乐生活”活动的发明者执行的是“一种方法适合所有人”的治疗方式，因为美国人不习惯直面不同人的不同问题。这一点可能也是因为美国人对于建立多种族、多类型的英雄人物潜在的尊敬所致；也可能是因为美国人对于沉默的一代的尊敬，别忘了他们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轴心集团；或者是因为对表面荣光的错误崇拜，致使那么多人至今仍被金手铐所囿，因为他们害怕一旦放弃所拥有的一切，过上底层生活的时候，就会招致责骂。不管是因为什么，如果你希望帮助成功人士解决他们的与工作相关的问题，让他们承认所经受的痛苦总是徒劳无益的。向人们强调每个人都在做的事情总是于事无补的，所以，这样的课程通常总是很难起作用的。
压制情感的危险
我之所以会对芬奇的小册子感兴趣，是因为一件震动新闻界的枪杀案，其中所透露出的侵略性似乎正是芬奇试图解决的。2000年5月26日，沃思湖中学一个13岁的优等生，开枪打死了一个很受学生欢迎的35岁的绰号叫“大毛”（因为他的头发）的英语教师兼篮球教练。官方人士称：这位少年因为恶作剧而被助理教练赶回家。两个小时以后，他带着一支半自动手枪回来，开始了枪杀。
这位13岁的少年到底为什么实施谋杀可能永远都是个谜了。他可能因为被从学校赶回家而感到羞辱，或者他认为自己被严厉的教练侮辱了。但是，不难想像，在这个孩子选择带着枪到学校，或者说一直到开始射击之前，这个孩子的心中肯定充满了孤独、愤怒和痛苦。
我想，芬奇一定会很奇怪，因为这个13岁的优等生身上，我们找不到问题少年的任何特征（比如说属于异端文化群体或者暴力集团），能够致使他实施这一枪杀。这个孩子显然是很被社会认可的那种孩子。优等生按时写作业，努力学习，课堂上彬彬有礼。但是，在短短的8小时的时间里，这个年轻人陷入了一场孩子的胡闹，然后进行了枪杀。你对此作何感想呢？
顺从和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