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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除了其他任务外，还要发现有模范行为、文才出众和学有专长的人，经过
考察，再把他们送往京师。据《隋书》记载，结果远近儒生纷纷前来，并被
组织起来互相辩论学术问题。一名高级官员给他们排列名次，上报隋帝。因
此许多寒士得以重振门庭；典籍研究盛极一时，南北的传统兼容并包。古代
的典籍都被注疏。但《隋书》继续说，这一复兴为时甚短，重点很快转向四
②
夷的外事和武功方面。 《资治通鉴》对炀帝有利的记载甚少，但其中一段说
他在执政晚期增设宫内秘书省官员120名，由学者任职。这又引出了关于炀
帝搞学术活动的一段追述性的记载。司马光说他成年后好读书和著述。他命
100名学者在其江都的王府搞编纂工作，在他执政期间这方面的兴趣一直没
有衰减。大兴城和洛阳建有大藏书殿，而最终的成果则是规模宏大的秘书省，
① 《隋书》，卷3 第64—65 页。
② 《隋书》，卷75 第17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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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阳藏有珍本，藏书总数达37万余卷。为了让两京的宫、省、官府使用，
他下令建造藏有节录本的观文殿。③
炀帝常关心帝国儒教的礼仪，这些隆重的典礼使至高无上的权力引人瞩
目。学者们是关于这些典礼的公认的权威。例如，他们为皇帝选定吉日进行
祭祀；在命令寻找并列出至圣孔子的后裔的同时，608年授予孔子新的尊号；
定出恒山祭祀及其他许多典礼的正当礼仪。在首次远征高丽的前夕，炀帝在
今北京附近的大本营按传统举行了出征前皇帝主持的三次古代的祭祀。
炀帝的记载在儒家礼仪、学术和教育方面都远比具有特点的文帝统治时
代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也许这不足为怪，因为早有人注意到，儒生在武力
夺取政权时毫无用处，但在帮助统治者保持江山时却起了理想的作用。炀帝
时代的儒生在一定程度上一度起了这种作用，但从612年开始，暴力事件将
把他们从所从事的工作和职位中赶走，以致他们又要再次等待改朝换代的时
期。
建立洛阳新都
文帝死后一月，曾得到父亲宠爱而在东部平原养精蓄锐的文帝幼子汉王
杨谅发动了叛乱。他被令人生畏的杨素所镇压。同年末，炀帝宣布在控制东
部平原的洛阳建设东都。次年 （605年）早期，他任命宇文恺与杨素和杨士
达 （炀帝的堂兄弟）重建该城。劳工是从东部平原的百姓征募的，工程进展
很快；当竣工时，炀帝将原来州治的居民及“数万”户富商和商人迁入以充
实重建的城市。607年，他命河南诸州输送工匠家庭至洛阳居住，这样，可
利用的技工定额人数就翻了一番。他专设12个坊来容纳他们。
炀帝国在重建新都时大肆挥霍而受到道德论者的谴责，但如果看到他自
己对此举的论点和地缘政治学的合理性，人们就会发现充足的理由。在两份
命令建设新都的诏书中，他提到在这一地点建都的著名的先例：周公约在公
元前1100年在那里建东都；汉高祖盛赞这一地址。他还应提到那里也是东周
和东汉的国都，汉之主要继承国在312年该城沦于“异族”之手前也建都于
此地。494年汉化的北魏帝也选此城为新都。他提到周在东方建立第二个根
据地的必要性，因为从那里可以控制被征服的商（约公元前1100年）；他举
近期他兄弟汉王叛乱之例来证明同样的需要；关中区作为基地过于偏僻，难
以由此遏制东部的反抗者。此外，洛阳是水陆运输的自然中心及储藏和转运
贡粮的要地。这些因素也促使唐朝在将近300年期间以洛阳为东都。
我们对第二个隋都的详情知道得很少。根据新发掘出来的外城，隋唐时
期的洛阳的大小约为西京的一半。它内部同样分为三个有城墙的建筑群：北
面的皇城；在它南面的行政区；城的其余部分形成分为若干坊的不规则的U
字形，洛水在东流至与黄河会合处的半途经过其南城墙。此城总的轮廓与其
前身——在洛阳的北魏国都——相似。它不像西京大兴城那样被重新建造。
只是在隋帝想带他的贴身随从临时在那里居住时，它才似乎成了“国都”；
这里没有明代两京制特有的重复设置高级官僚机构的任何迹象。但它在战略
上和经济上是一个重要城市。对东部平原中这一被神话和历史蒙上神圣色彩
之地的精英来说，它更是帝王权威的重要象征。
③ 《资治通鉴》，卷182 第56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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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帝国交通体系的完成
虽然炀帝因在建城和建宫时穷奢极侈而受到严厉的指责，但他开凿运河
的工程是最受儒家史学家痛恨和批判的目标。许多世纪以来，传奇小说的作
者从有偏见的历史著作中取材，而且层层地加以夸大。我们在阅读时必须设
法透过这些夸大之词，参照炀帝采取的经济和政治策略，以更严肃的措词和
文字来描写运河开凿的规模。
命令开凿一条运河的诏书是在炀帝执政的第一年 （605年）颁布的。运
河名通济渠，它使洛阳与淮河畔的泗州相连，并与从淮阴往南通向扬州边上
的长江的古渠道连接起来。这条漫长河渠的各段几乎都沿着以前各河渠的流
向；应该注意的是，这条河渠和该系统其余部分的开凿是在平坦的冲积平原
上进行的。工程无疑需要进行大量的疏浚工作和新的建设，如果这些河渠如
史料记载，确实傍靠绿树成荫的帝国驿道，那就需要征募大批劳力。《隋书》
记载，为了开掘此河渠北部较长的一段，炀帝动员了百万以上的劳工，同年
稍晚，他为从淮河至长江的一段又征募10万以上的劳工。如果这些数字不是
按任何一段时间做工的人数计算，而是按每人20天服役期的总数计算，那么
①
它们比较可信。还有往南延伸的一段。610年，炀帝命令开凿从扬州对面的
长江往南至杭州湾顶端的运河。它约长270英里。但许多段也是沿着现有河
流或以前河渠的河道建造的。
但在所有的河渠中，最长的为永济渠，它的起点也离洛水与黄河的会合
处不远，流向东北。发源于山西的沁水之水被引至此渠，而沿途则从其他河
流补充水量，一般是黄河的支流。它的尽头就在以后的大运河的终点处，即
今北京的附近。工程开始于608年，当时“百余万”人被动员进行这一工程。
②
《资治通鉴》中有“男丁不供，始役妇人”的记载。此河渠的南段也是沿古
运河的路线开凿的。
如果人们看过中国的地形图和对定居的农业已有所了解，就可以清楚地
看出这些运河，再加上自然的水道，保证了隋能获取所有最富饶地区的资源
（只有四川除外，但它与京都有一条相当完善的驿道相连）。我们现在没有
关于隋代船运的税、粮和布的数字，但大粮仓储粮充足，有几个成了隋末夺
权斗争的重要战利品。唐代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它继承和改善了
这一运河体系。通往东北的永济渠之开凿，不但是为了运来河北的税收，而
且部分地出于重要的战略目的，即在需要军队防御北方和东北部区域时供应
兵员。此渠还有政治用途。如上所述，中国经过长期
的分裂后，最近才靠武力被重新统一。新君主在全帝国炫耀其财富和威严的
能力是重要的有利条件；当然，把军队和供应以船运至有潜在反抗危险的地
区的能力则更重要。长江南面的中国东南部已处于移民定居的过程中；运河
系统延伸至杭州，举例来说，就大大促进了杭州的发展，使它从一个边境前
① 杨联升： 《中华帝国公共工程的经济特征》，收于其汇编：《中国学概览》（1969 年），第203—204
页。
② 《资治通鉴》，卷181 第56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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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地一跃而为繁荣的商业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