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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图强
对辽战争的软弱无力，似乎使北宋的统治者患上了对战争的某种恐惧症，刺激他们重新思考国家的基本政策。宋太宗在991年时对大臣们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这段话表明宋太宗对于内外之防，孰轻孰重，已经做出了新的判断。澶渊之盟的签订则标志着大宋皇帝放弃了太祖皇帝的万丈雄心，政策重心由宋初的积极扩张转为集中精力巩固国内的统治。赵匡胤曾经在951年参与拥立后汉节度使郭威建立后周的政治活动，10年之后自己也被下属拥立，黄袍加身。如何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上演呢？赵匡胤登基不久，就同赵普商议：“从唐朝以来五十多年，当皇帝的换了八个姓，战乱不断，民不聊生，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平息天下的战乱，制定国运长久的方针，应当怎么做呢？”赵普回答道：“这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藩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罢了。现在要想解决它，也没什么别的取巧方法，只要削弱藩镇权力，控制他们的财政权，剥夺他们的兵权，天下自然就安定了。” 赵匡胤表示赞同。这次谈话后不久，赵匡胤就导演了一出成为千古佳话的“杯酒释兵权”，用赎买的办法，把大将们统统请回了家。如何确保皇权的稳固，成为北宋封建政权的第一要略。
为了加强皇权，宋初统治者设置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把行政司法权、军权和财政权分离，相互牵制。在中央，中书省掌行政司法权，枢密院掌军权，三司使掌财政权，形成了“三权分立”的宰相体制。地方设三级行政区划，第一级为“路”，相当于现在的省。在一路内分设了经略安抚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转运使司，分别负责军事、司法、赈灾专卖和财赋，互不统属，直接对中央负责，以达到分权目的。地方行政第二级的府、州等，在知府、知州外另设通判等官职以牵制。北宋统治者还经常设置一些临时机构和临时职务，把各种常设职务和相关事务相分离，形成有职无权、职事分离的情况。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臣下的每一项重大决定，都要受到各方面因素的牵制，不能独断专行。然而，分权必然导致机构臃肿，官俸支出大大增加，潜伏着寅吃卯粮的财政危机。而众多官员的相互推诿也使行政效率相应低下，甚至到了影响中央的决策执行，以及下情不能顺利上达的地步。
在加强皇权的措施中，武将出身的赵匡胤把军事方面的分权、集权措施放在整个国策的最核心地位。在军事部署上，中央与地方驻兵各半，使“内外相制”，降低兵变成功的可能。同时实行“守内虚外”，在京城周围屯驻数十万甲兵，以防内患，而在与辽、西夏的边境则实行消极防御。对于军队的招募和常备军的维持，赵匡胤使出荒年募兵制和更戍法两招，他说：“荒年人民会叛乱，军队不会叛乱；万一丰年变乱，军队会叛乱，人民却不会叛乱。” 招募饥民入伍，用军队纪律加以束缚，使其不能铤而走险，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矛盾，但结果是军队数量大幅度增长，战斗力却大幅度下降，且为新的财政危机埋下了隐患，社会矛盾在实质上并未得到缓和。中央禁军则实行三年一轮换派到外地的制度，使将无常兵，兵无常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防止兵将合一。皇帝更是直接干预军队的作战指挥权，将领临战才知自己所率何部，到了战场上不但要巴结奉承皇帝派来的监军（通常都是宦官），甚至连打仗都要按照战前皇帝下发的阵图排兵布阵。上述做法虽然使北宋发生第二次“黄袍加身”失去了可能，但也使对外战争胜利的天平倒向北宋一边也失去了可能。冗官、冗兵，必然导致冗费。为了加强皇权而增加的开支，从宋初开始就呈现出链式增长的趋势。到北宋中期，大约4000万的人口养了200多万军队，范仲淹的老朋友富弼就估算过：“一直以来全国的财政收入，十之八九都花在军队身上了。”不仅是军队，冗官也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支出。以科举制为例，北宋有两大变化，一是举子一旦考取，不需再经过吏部的考试选拔，直接可以委任官职；二是扩大录取名额，甚至规定按考生总额十比一的比率加以录取，并成为定制。吃皇粮的官员队伍迅速壮大。宋朝皇帝的统治基础扩大了，腰包却也瘪了下去。
如此巨大的支出，假使没有同样巨大的收入支持，财政就会紧张。而在以农业立国的古代社会，自作聪明的赵匡胤却制定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他白日梦般地幻想着富户占有大量土地其实是为国家守财，有人民起义或边患边境扰动，大地主们为了维护统治，会自发地向朝廷提供财物。事实证明，这种牺牲人民利益以巩固统治的片面做法与每一个统一王朝初年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通常作法背道而驰，换来的只能阶级矛盾激化。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土地兼并带来的繁重剥削压迫导致人民不断反抗，直接威胁封建统治；另一方面，官府控制的土地剧减使得赋税收入随之剧减，庞大的官俸、军费及皇室奢侈的排场难以维持的情况。增加税额，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虽然可以暂时缓和矛盾，但只是治标不治本，而且会使阶级关系更加恶化。旧有的统治手段迫切需要改变。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针对当时的社会危机，从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个方面进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新政的核心是整顿吏治，因此举触犯了官僚、权贵等既得利益集团，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反对者制造各种谣言，对范仲淹等改革派官员进行恶意中伤。新政实行仅一年，范仲淹等就被迫离开朝廷担任外官，新政的各项法令也相继取消。
庆历新政的失败不仅没有使北宋的最高统治者对变法改革失去信心，反而由于庆历新政失败后各种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使新的变法改革活动呼之欲出。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用为参知政事，再次高举起变法的大旗。王安石所主持的熙宁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是针对北宋统治危机所进行的较全面的改革，试图全面改革，挽救统治危机，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为了给自己的变法制造道德上的合理性，王安石编纂了《三经新义》，颁布天下。通过对儒家《诗》、《书》、《周礼》的重新注释，同当时流行的理学思想斗争，为变法创造理论依据。
熙宁变法取得一定成就，北宋政府的财务危机暂时得以缓解，但最终结果仍然是失败了。新法的实行使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高利贷者的剥削受到一定限制，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遭到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这些人撺掇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向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施加压力，迫使宋神宗两次把王安石罢相。
但是与其说王安石变法断送于守旧派之手，毋宁说变法断送于王安石自己之手。诚然，王安石变法的经济措施，都是相当高明的。正如黄仁宇的评论：“令人惊异的是，在我们之前900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顼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但是王安石的失误之处恰恰在于他太追求手段，而忘记了他的根本目标。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解决财政困难只是巩固统治的必要条件。但由于宋神宗在守旧派压力下的决心动摇，王安石亟须拿出成绩来显示变法的正确性，稳定改革派的军心，因此犯了急功近利的毛病，为了增加税收而增加税收。王安石变法中对人民有益的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的落实程度，远远比不上免役法、市易法、青苗法、均输法等能马上来钱的政策落实得坚决。王安石还高兴地吹嘘自己的新法一出，国家迅速增加了多少的收入，而忽视了百姓真正得到了多少的利益。他的措施不仅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和高利贷者，也使一般小商人因为国家的垄断导致的市场萧条而破产。变法十几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财政困难，但是阶级矛盾却更为尖锐了。
用人不当也成为王安石变法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