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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下决心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他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的小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 朱元璋下令，凡是战争中抛荒的田地，被他人耕垦成熟的就成为耕垦者的产业，如果原来的田主回来，由官府另外拨给同等数量的荒地作为补偿。他大力推行屯田，注意水利建设，全国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开国仅仅24年（1392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850余万顷，比北宋耕地数字最高的1021年（开禧五年）的524余万顷增加了300余万顷；政府的税粮收入达32799800石，比元朝的税粮收入增加了近两倍；全国人口共有10652870户，60545812人，比《元史》所载元世祖1291年（至元八年）全国最高的人口数字，增加了195万户，700万人。洪武中期，有一首流传于江西的民谣，描述当时经济发达、社会安定的景象：“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朱元璋之后，雄才伟略的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从侄子建文帝朱允手里夺得帝位，成为明帝国最有开拓性的帝王。他上台以后，励精图治，开拓进取。他建立内阁，肃清吏治；他鼓励垦田养植，发展经济；他治理惠通河，迁都北京；他经营边疆，派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以后，仅永乐年间共有60多个国家的国王或使臣200余次访问中国。中国沿海居民前往南洋的人数也日益增多，不少人侨居海外，对南洋的开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郑和下西洋，扩大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和平交往，发展了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明朝也成为当时世界上非常富庶文明的国家。
明成祖为建立长治久安的统治，积极开展对敌对的蒙古族政权的打击。他六扫虏庭，五次亲征，然终未能如愿，于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病死在北征途中。太子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年号洪熙。十个月后，仁宗去世，太子朱瞻基继位，改元宣德。仁、宣二帝共在位12年，他们对明太祖奠定、明成祖加以拓展的基业采取守成之策，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采取蠲免赋役、恤贫赈灾、垦荒屯田、兴修水利等措施，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明初70年，国势臻于全盛，在亚洲乃至世界上都具有重大的影响。这是继西汉文景、汉武之治和唐代贞观、开元之治之后的又一个盛世。史称“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庶几三代之风焉”，堪称盛世。
万历衰败
然而，明成祖好大喜功，在位期间，不断兴师动众，大兴土木。他治理吴淞江、运河和黄河，营造长陵、北京城和武当山宫观，攻打蒙古和安南，并屡次派郑和下西洋，耗费惊人。仁、宣继位后，政策趋于内敛保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中断与西洋各地的联系，中国的帆船从此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从而退出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市场；在边疆，采取收缩政策，无原则地息事休兵，不仅罢兵安南，而且在北方对蒙古奉行单纯防御的策略，屡弃军事重镇；重用宦官，为明中后期的宦官专权埋下了隐患。此外，仁、宣慎用刑罚，客观上对外戚、权贵和官僚的贪残不法起到保护和纵容的作用。宗室、勋戚、官僚恃势弄权、兼并土地，以致百姓破产流亡。到明宣宗去世、年仅九岁的明英宗继位时，明帝国的统治危机已潜滋暗长，时隐时现。1442年（正统七年），宦官王振专权，标志着明朝的历史开始由前期转入中期。各种社会矛盾便急剧恶化，相继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和瓦剌入侵的“土木之变”，明前期的太平和繁荣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
自王振专权始到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去世，通常被认为是明代的中期。明代这一百多年历史的基本特征是：大部分时间内帝王失去了勤政进取的作风，宦官擅权，高层官员争权夺利，普通官员追求浮华的生活，政治日趋腐败。在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刺激下，明前期所创制的许多社会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益突出。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从嘉靖年间开始，许多官员先后提议多项经济和政治改革。到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则把这场革新运动推向高潮。然而，由于统治阶层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以及皇权运行的专制与独裁，改革触动了一大批当权者的既得利益，也损害了广大中小地主阶层和农民的现实利益。张居正死后不久，即受到抄家惩处，明帝国的改革气象随之荡然无存。
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十岁登基，在首辅张居正和母亲慈圣皇太后的辅佐下，初期尚能勤于政事，爱惜民力，节制有度，是一位“好皇帝”。但亲政后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沉溺于酒色，以酗酒而闻名。有官员说他“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据说有一次他喝得酩酊大醉，竟然荒唐地割下了宫女的头发，还差点将身边两名宦官打死。他本人并不以此为耻，还振振有辞地说，“谁人不饮酒？”活脱脱的酒鬼一个！朱翊钧又是个好色之徒。他宠爱郑贵妃，与之朝夕相处，贪图春宵一刻的快乐。他在后宫多行淫乱，弄来十个小太监，玩起“十俊”的同性淫乱的勾当。为满足永无止境的淫欲，他迷恋饮鸩止渴的房中术。20多岁就搞得身心俱疲，常常动火热症、头晕目眩，这是他多年无法临朝的原因之一。他长期怠政，勤于搜刮，加剧了明末官场的腐败。官员奏疏多被“留中”，严重挫伤了官员参政、议政和行政的积极性。在职官员的考课升迁时停时行，不少官位长久空缺，助长了官场上的因循拖沓之风，为各级官员贪污纳贿、欺压百姓洞开方便之门。明朝的政治环境日趋恶劣，社会矛盾加剧，农民起义、市民暴动、军兵哗变、民族矛盾尖锐等问题日显突出。至末代皇帝崇祯上台时，明王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所以，清朝人在修《明史》时，就发出了“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感慨！
崇祯受命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名由检，又称思宗或庄烈帝。出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是熹宗朱由校的异母兄弟，他的祖父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由检的童年不是很幸福，先是因为万历帝不喜欢他的父亲，即后来的光宗朱常洛，迟迟不愿意立储、出阁教育。待其皇父即位后，又因为内廷权力争斗，即位仅仅一个月时间，便莫名其妙地一命呜乎。光宗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哥哥、16岁的由校仓促即位，即天启皇帝。天启年间，以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控制了明朝中枢大部分的文臣武将。他们广结朋党，打击异己势力，迫害东林党人。为了广树淫威，他们强化特务机关，如锦衣卫和东厂等。举国上下，政治腐败、官员昏庸，贿赂公行，财政枯竭。各级官员不惜民力，以搜括为能事。加之这一时期天灾不断，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燃遍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兵变接二连三，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22日，朱由检的兄长熹宗朱由校因病死，因无子嗣可立，按兄终弟及的传位祖制，作为熹宗惟一幸存的弟弟，他幸运地成为明朝第16代皇帝。此时的大明王朝像许多享国日久的王朝一样，在腐败、贪污、贿赂公行以及流民起义的内忧和外部强大的压力下勉强支撑着。可以说，自始至终，巨大的压力没有片刻离开过他的肩头。
不可否认，崇祯是一位意欲有所为的皇帝。即位之初的崇祯皇帝也曾以中兴为己任，力挽将倾之大厦。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剪除长期把持朝政、气焰嚣张的魏忠贤集团。最初，朱由检表面上对魏忠贤及客氏优遇有加、一如前朝。魏忠贤也在试探新君，九月初，他请求辞去东厂职务、回家养病。朱由检把他褒扬一番，“温旨慰留”。但对地方官员请求为魏忠贤建生祠的奏疏，却不置可否，既不责怪，也不批准。魏忠贤只好主动上疏辞建生祠，朱由检又把他表扬了一通，既保留了原来的生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