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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足够的耐心与毅力巧妙地周旋在敌人中间。但有时他不免感到，约翰·魏斯这一层护身“铠甲”也会被复仇的烈火烧得灼人肌肤，无法忍受。即使这样，他也无权脱掉这副“铠甲”，否则就意味着事毁人亡。然而，毫无间歇地穿着这副灼人的“铠甲”而不能脱卸，就他来说是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第五十五章
总部对亚历山大·别洛夫提供的情报评价很高。但是对他那些坦率而详尽的报告有时并不表示赞许。
在业务会议上，一些同志认为别洛夫缺乏自制力，好感情用事，工作中存在着危险倾向，常常醉心于与任务无直接关系的次要行动，违反了情报人员的纪律。看来持这种说法的人是有一定道理的。
巴雷舍夫对这些人说，他同意这些看法：别洛夫在工作中有时不够谨慎，缺乏明确的目标，还够不上一个老练成熟的情报员。他自己也指出，他这个学生的某几次行动理由不足，考虑不周。
巴雷舍夫也同意下述意见：别洛夫吸收祖鲍夫及其小组执行任务，未能很好地加以领导。这个小组的工作应受到严肃的批评。祖鲍夫的行动有时缺少依据，没有道理，这就不仅使别洛夫，而且也使整个小组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巴雷舍夫讲到这里，出人意料地微微一笑，用坚决的口气说：
“但是，不管萨沙·别洛夫有怎样的错误，他的工作目前使我感到高兴而不是扫兴。请你们注意：他在报告里从不夸大其词，尽管有些东西是可以夸耀一番的。每一次他都是首先责备自己。他曾写过：‘我不够沉着，委托给祖鲍夫完成的营救囚犯的行动我也参加了。’瞧，他就象个调到前线去了一趟的小伙子一样。”
巴雷舍夫沉吟了一下，热情洋溢地说：“我们挑选的工作人员，是一些最纯洁，最坚定的青年。我们曾教导他们：苏联侦察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具备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一个年轻的侦察员去到敌后，置身于一群仇视人类、卑鄙残暴的匪徒中间，大家试想，他的心里怎能不燃起仇恨的烈火呢？他的痛苦愈是强烈就愈是说明我们选得人对，好在我们看中的正是这样的一位同志。而这种痛苦磨炼是一个复杂、持续的过程。感情和理智在同等的程度上驾驭着人。感情越敏锐，就越应有理智，这样才能控制住感情。一般说来，感情细腻的人，头脑更灵活，内心更热忱。自制力不仅是控制自我的能力，同时也是善于在任何时候乃至非常情况下始终保持火一般激情的能力。所谓冷静，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有时候这仅仅是停留在任务的框框内，而不去利用自身具备的全部条件。”
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意巴雷舍夫的观点。但由于巴雷舍夫比别人更了解自己的学生，总部就责成他尽快同别洛夫取得联系。必须全面分析一下别洛夫在敌后的行动。然后依据约翰·魏斯在军事情报局步步高升这样一个条件，为他制定下一步的任务。巴雷舍夫最理解别洛夫，他早就知道，这个学生在敌后遇到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危险，就是内心的痛苦。别洛夫会认为自己对祖国贡献太少，没有充分利用这里的一切条件，并为此感到苦恼。这个缠扰不去的念头会促使他冒冒失失地挺而走险，而这种冒险本来是应该冷静地加以避免的。在理智与感情的搏战中，远见卓识并非在人生道路的一开始就占上风。用现成的道理是培养不出远见卓识的，必须用本人的错误、痛苦和仿惶作为代价才行。这种在内心深处磨练而成的胆识已经同真理永远地溶合在一起，一个战士同一个凡夫俗子的本质区别也就在于此。
魏斯很想参加营救五名德军死囚的行动。倒不是因为祖鲍夫说这是一次“漂亮的”很有意义的行动；也并非由于这次行动如若成功，就等于在敌人巢穴中大声宣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是永存的。魏斯只是有一个难以遏止的愿望；直接参加战斗。
他很清楚，这种强烈的愿望并不说明他坚强，倒是表明他软弱。他知道亲自参加战斗很可能妨碍他完成面临的主要任务。
他也明白，如果他在战斗中牺牲，接替他的人将要比他困难百倍，因为他们再没有那种慢慢“过惯”敌营生活的时间了。倒不是说，现在他别洛夫生命十分宝贵，是个不可替代的非凡人物。恰恰相反，他很清楚，还有不少更为出色的苏联情报员在敌后活动，有人比他干得更好，已经完成过好多次漂亮的行动。
问题在于，他，亚历山大·别洛夫，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已经奉命在对敌斗争的秘密战线上占领了一块高地。如果他离开这块高地，敌人就可能从那里打击我们。换句话说，由于形势的发展，他的生命已不光属于他个人，而是联系着许多人的生命，他无权把自己的生命当做私有财产来随意支配。
事情就是如此。认识到这一点后，约翰·魏斯的思想终于坚定了下来。但这种坚定也不是没有限度的。
他时常不得不耐着性于倾听同僚们没完没了地高谈阔论，说什么生物本性决定德国人要成为“新兴的高贵种族”，德国人“天生就是掌握最高权力的主宰”等等。他们大肆鼓吹战死沙场，但又想方设法地保全自己，把别人的生命看得一文不值。
他们把屠杀别的民族称为“缩减人种的正确手段”。在毒气杀人室的墙壁上都留着瞧望孔，纳粹分子们可以在这里公开检验他们在惨无人道方面是否达到了及格程度。
希特勒曾宣称，德国要么就主宰世界，要么就不复存在。他的话只是给那种妄自尊大的虚荣心理打进了一支兴奋剂，意思是：希特勒分子甘冒天下之大不题，甚至置德国人民的存亡于不顾，决心打到最后一个士兵。
每次听到同僚们的这种论调，魏斯都怒不可遏，恨之入骨，因为他知道，他们这样说并非由于胆小怕事，唯恐背离法西斯的教条而受到严惩。他们是基于一种更加卑劣的观念，即坚信这种论调乃是日尔曼精神的本质所在。
尽管别洛夫已经习惯于装扮成一个办事认真、勤于职守的谍报局人员，尽管他巧妙地避免跟同僚们“高谈”那些不堪入耳的话题，他仍然要实行极大的自我克制，始终痛苦地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别洛夫让自己绝对服从于约翰·魏斯，有时这就好象把自己禁钢在狭小的单人牢房里。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精神隔绝、别洛夫没有对任何人，甚至没有对祖鲍夫谈起过这种苦闷。他只是向自己承认过他多么想偶尔摆脱一下这种精神桂格，哪怕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变成他自己，只有这样，他才能继续长期地扮演一名纳粹分子。
他当然很想参加营救五名德军死囚的行动。这是一次清除精神污垢的好机会。近来他在军事情报局工作中愈是得心应手，在同事间愈是享有真正纳粹主义者的美誉，他也就愈加迫切地需要清洗清洗自己的头脑。
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不参加这场战斗了。
现在巴雷舍夫也许会说，别洛夫作过一些不成熟的决定，有过一些冒失的举动，但如今终于变成了一名成熟的侦察员。
魏斯作出这个决定井不容易，而且也不是一下子就想通了的。他主要是考虑到海因里希·施瓦茨科普夫，考虑到和海因里希重修旧好可能给工作带来什么益处。
魏斯经过长时间犹疑才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他认为，海因里希是个心灵受到法西斯主义戕害但还没有完全毁掉的徘徊歧路的德国人。他不光是怜悯海因里希，虽然海口里希确实让人可怜。他想考验一下自己，在最困难也是最主要的问题上试试自己的能力。他决心不但要同海因里希恢复友谊，而且要唤醒这个人身上曾经有过的美好东西。如果事情成功，海因里希就一定会成为他的战友。
魏斯埋怨自己跟海因里希一见面就把关系搞得非常复杂，自己差一点迷失了方向。现在他得出结论：洞察海因里希心灵的唯一万全之策就是说明事实真相。因为事实真相是最有说服力的，是谁也回避不了的。
他曾想豁出性命去参加战斗行动。倒不是这次行动非他参加不可，他不过是想与敌人公开厮杀一场以振作自己的精神。象这样去冒险，他也许没有权利。但是，为了把海因里希变成自己的战友而冒险，这种冒险就是值得的了。
魏斯既然作出这样的决定，他在祖鲍夫面前自然就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