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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怎么样？”
古戈冷笑一声：“邱吉尔曾在1938年声称，他希望见到一个象希特勒那么有魄力的人来领导英国。可是现在他惧怕英国人民，只得压一压英国法西斯头目的气焰。”
“俄国有什么打算？”
古戈耸耸肩膀：“斯大林谈到苏联政府的立场时说，苏联在战争中的任务不是消灭德国，而是消灭希特勒的罪恶制度及其鼓吹者。”
魏斯把手一摊。
“前线几次失利后，元首撤换了不少著名的将领，”古戈说。“这等于把战役失败的责任推卸给军界了。”
“现在这些退役将领又想把军事上所有的失败都归咎于元首，”魏斯挖苦道。
古戈不满地看了魏斯一眼。
“即使我们失败了，也只有由这些将领组成的军人专制政府，才能阻止一切革命骚乱。”他接着说；“根据保安局材料——这种材料显然对危险估计不足——目前在德国只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居民完全服从政府；百分之三十的人对现行制度不满，但尚未构成危险。其余的人是不可靠分子。后一种人正在受到惩处或分批被送往前线。居民政治思想状态的这种比例并不稳定，正在不断向糟的方面变化。也许，盟军能够担负起镇压不满分子的警察职能。但他们必须进入德国，并且不能由于我们的抵抗而削弱力量，否则他们就无法完成自己的重要职能。”
魏斯问：“为了让盟军保存实力，我们是否应该从西线撒军呢？”
古戈愤慨地说：“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叛变投敌，玷污了德国军官的荣誉。但是，如果一位德国将军在西线照此行事，却称得上是挽救胁国免遭革命暴动涂炭的壮举。”
“这么说，让开西线不是背叛，而是为帝国效劳？”
“是的，如果我们不愿失掉帝国，要使德国免除共产主义危险的话。”
古戈正说着，一位军官走进屋来，他那严肃专注的神情使魏斯吃了一惊。此人相貌堂堂，个子又瘦又高，蒙住左眼的黑眼罩也没有使他的面容减色，断去的右臂接着假肢，戴着细羊皮的手套，左手缺少两个指头。
“认识一下，”古戈说，“总参谋部上校克劳斯·申克·冯·施道芬堡伯爵。伯爵在突尼斯前线负了伤，刚刚出院。”然后又不无羡慕地加上了一句；“在柏林被任命为后备集团军参谋长。”古戈对施道芬堡说：“约翰·魏斯中尉。我告诉过您，他在军事情报局任过职。俄国问题专家。”又向魏斯说明：“我和上校在俄国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也是如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友谊。”
施道芬堡坐到魏斯对面的沙发椅上，说：“您知道我在非洲作过战，但是我对我们的主要敌人俄国人很感兴趣。”
魏斯连忙说：“我没有去过东线。”
“不过，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您接触过俄国战俘，观察过他们，并且知道他们在集中营里建立秘察组织，这一切我都有些兴趣。尽量给我们讲讲吧，”上校说。
魏斯开始时讲得很拘谨。后来古戈出去了，施道芬堡的提问变得愈来愈坦率。他的问题不仅仅是出于好奇。魏斯隐约感到，他甚至有些赞赏俄国战俘在集中营里进行的英勇斗争。
魏斯介绍这些情况，仿佛只是为了说明一下，军事情报局对苏联战俘的工作是非常艰巨复杂的。他说到战俘们顽强不屈、政治信仰坚定不移，似乎在替军事情报局训练间谍的工作收效甚微作出辩解。
魏斯讲了苏联侦察员营救四名德军死囚的经过，给施道芬堡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批战俘从德国工厂逃走的故事也深深激动着他。这些战俘被抓到后，在严刑拷打下不肯供出协助他们逃走的德国工人。本来他们可以随便说出几个德国工人的名字，这些工人将同他们一起被处死。俄国人这样不仅能少受刑讯之苦，也能向凶残的德国人施行报复。
施道芬堡聚精会神地听着；一种出自内心的激动使他那嘴角布满愁苦皱纹的疲惫的面容显得比较柔和了。他问道：“您认为在战俘和外国工人中间已经有了抵抗组织吗？”
“也许。”
“那么它们同德共地下组织一定有联系。”
“这些问题是盖世太保的事情，”魏斯说。
施道芬堡似乎没有听清魏斯的话，若有所思地说：“他们必定同苏军指挥部有联系……”
如果古戈这时不回来，也许魏斯能进一步了解施道芬堡对战俘抵抗组织发生兴趣的原因。
施道芬堡见古戈进来，立即改换了话题，对他说：“魏斯中尉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谍报人员，一席谈话使我受益非浅。”他目不转晴地望着魏斯，赞许地说；“您物色人才的方法确有独到之处。”
魏斯只好点头，心中暗暗吃惊：他压根儿没有对上校谈到过物色人才的方法。
告别时，施道芬堡将左手伸给魏斯，说：“很高兴以后再见到您。”
然而，他们从此再也没有见面。
魏斯担任出入瑞士和瑞典边境地区的信使，干了很长一段时间。每次出发都有一个受到特殊信任的特工来到车前，亲手把一包东西放进装在车里的保险箱里，然后用自带的钥匙锁好。保险箱的第二把钥匙由古斯塔夫掌管。第三把钥匙是魏斯取下模子后从教授那儿拿到的。有一次，他装作帮忙，从那个特工手里接过钥匙打开保险箱，趁机取下了钥模。
现在教授时常派人在途中接迎魏斯。他打开保险箱，在行驶中把文件包递给来人，然后略略减慢车速，等教授的人在预定地点赶上他，仍旧在行驶中交还文件。无缘无故的停车会引起怀疑。魏斯知道车上装有停车记录器。他也知道，开启文件包取出文件的技术稍有差池，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这些利害，教授派来的人也明白。一切进行得非常迅速，甚至来不及看清来人的面孔。只有一次，骑摩托车的联络员风驰电掣般赶上魏斯，悄声对他说：取走的文件已由总部转交苏联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文件内容无可辩驳地证明：华盛顿、伦敦当局的某些要员背信弃义，粗暴地破坏了同盟国政府首脑所承诺的义务。美英两国首脑被迫承认了这一事实。
这是一些怎样的文件，魏斯并不知道。也许是些照相复制件，记载着帝国统治人物希特勒、希姆莱、戈林、戈塔尔、里宾特洛甫之流向盟国提议单独情和的条件；也许是反希特勒的帝国反对派集团向盟国提出的关于未来政府组阁的备忘录。不管这些反对派集团如何千差万别，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对盟国和帝国来说，最大的危险在于苏军打进德国本土以及德国人民为建立新德国而进行的革命斗争。这些集团都认为，只有向西方大国投降并在德国建立军事专制政权才是唯一的出路。古戈·伦别格也跟魏斯讲过这样的话。
魏斯知道，帝国首脑人物都在各自单独地进行秘密谈判。各反对派集团也是如此。进行谈判的各方都在相互监视，为了探明另一集团向盟国开出的投降价码，他们不惜绑架、拷打、杀害任何一个有关的人，即使这个人没有直接参与上述交易，而只是一名信使或联络员。至于拍板定价的那些人，他们则永远逍遥自在，不必担心有任何危险。
反对派集团有两名信使在不同的时间被盖世太保的密探拿获。一名信使企图越过瑞士国界，另一名打算进入瑞典。他们携带的文件落到了希姆莱手里。信使未被处死，只给他们定了货币走私的罪名。魏斯由此得出结论：希姆莱了解这些反对派的底细，但出于某种原因不愿制止他们的活动。
魏斯不知道，在他交给联络员拍照的那些文件里，有一份德国秘密外交使节同杜勒斯谈话的记录，内容涉及到未来德国新政府首脑的人选问题。杜勒斯提到了海口里希·希姆莱的名字。他预料希特勒手下的这位帝国第二号人物日后可能成为帝国的头号人物。希姆莱具有无情地使用暴力的丰富经验，德国投降后，他比谁都更能镇压国内的一切民主运动。
魏斯知道，盖世太保保安处处长、党卫队上将缪勒渴望登上全国总队长的宝座，他在不久前逮捕了一名为希姆莱向杜勒斯递送急件的特工。缪勒将这份急件的内容报告了希特勒。希姆莱好不容易才推卸掉责任。现在缪勒和希姆莱势不两立。缪勒对舒伦堡私派的人员处处跟踪不舍，因为舒伦堡受到全国总队长的特别信托，正在代表他进行秘密谈判。
第六十一章
魏斯突然接到去伯尔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