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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泰因格里茨断定，他抓到了揭露两个高级人物为外国大国当间谍的最新材料。这个材料能使他飞黄腾达，防身于从前不可企及的那些圈子里去。
卡纳里斯接到他的报告后一把揉了，甚至没有在酒精灯上销毁掉，朝纸篓里一丢完事。
卡纳里斯问他：“驴子有哪些特征？”说罢盯住施泰因格里茨的耳朵看了一下。“您认为……”卡纳里斯摸摸自己的耳朵，冷笑一声，指着纸篓说：“那就是您这头驴子的特征。”
过了好几个月施泰因格里茨才知道，盖德列和沙赫特奉元首之命用这种方法探明了：英法两国对德国东侵持赞赏态度。
这就是帝国高级统治人物所进行的高级谍报活动。
施泰因格里茨不过是他们的走卒而已。所以，一个派往俄国的破坏小组顺利完成任务，并不能使他兴高采烈。不过是区区小事。
施泰因格里茨意气消沉。
盖德骑兵大尉近来也心事重重。
事情是这样的。盖德及其岳父都是“亚加飞机公司德美汽油股份公司”的股东。该公司百分之九十五的资本属于“美孚石油公司”。“美孚”向德国提供的石油占全德需要量的一半，战争前夕仅航空汽油一项就供应了二千万美元之巨。此外“美孚”还在汉堡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炼油厂，并投资兴建一些合成汽油工厂。
盖德必须火速查明，美国诸公司是否同意英国空军轰炸它们在德国领土上的财产，其中包括处于福特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财政监督下的一些海车厂和坦克工厂。如果它们同意，就应立即考虑把自己的保险费投放何种事业最为有利。比方说，是高加索的石油业还是罗马尼亚的石油业要获得巨额股息，无疑高加索的石油业更有前途。但是谁能说服元首，较之占领乌克兰和高加索产油区，现在摧毁莫斯科并不显得那么重要呢？
现在应该去柏林，那里才是政治活动的场所。可是他盖德却被迫呆在华沙郊外向红军后方派遣间谍，这决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当务之急。
盖德考虑了一下，提笔给卡尔·爱德华·萨克森科堡·戈茨基公爵写了封信。后者是维多利亚女皇的孙子，领英国奥尔巴尼公爵爵位，也是冲锋队里的党卫队将军。盖德随信附上一张凭票即付来人的支票，请求公爵将军给朋友帮个小忙，对他的公司目前感到不安的问题给予商务方面的咨询。
盖德虽然为这些至关重大的事情所困扰，但还是倾向于对高加索石油投资。他担心的是，德军进攻高加索期间英国人会不会派间谍去破坏油田。记得与罗马尼亚缔约之前，军事情报局曾派特工小组去罗马尼亚产油区，以防英国人破坏油田。
盖德在认真考虑，他是否应该说服军事情报局领导人向高加索派遣这样的小组，免得油区被占领前遭到敌人的破坏。
盖德只顾思考这些高级战略问题，把学校管理事务一古脑儿推给了施泰因格里茨，答应战后在岳父的公司里为其谋个肥缺来感谢他。
施泰因格里茨把这些事都直言不讳地告诉了魏斯。
魏斯把盖德的全部设想报告了总部。
约翰·魏斯生病也不闲着。他在工作。他借助前来探病的同事搜集各种情报，了解最感兴趣的事情。
他获悉，“钉子”最近发给“瓦利司令部”的电报带来了噩耗：“小组被苏反谍机关发现。我们毁掉电台。如能逃脱追捕，试图越过战线。”看来“钉子”一切正常。
迪特里希凭着他在集中营审问囚犯、替学校物色人员的经验得出一个结论：俄国人很讲互助，他们情同手足，富有同情心。苏维埃理论中明文规定，苏联公民要互相关心。他发现了一个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苏联公民都是爱国狂，每个伤残的苏联土兵或军官都深受同胞的尊敬及当局的关怀照顾。
因此迪特里希认为，大可以到集中营物色一批残疾人来。
此事他不大有把握。因为集中营主管部门纯粹出于经济上的考虑，通常最先消灭那些致残的战俘，或创造条件使他们很快地自行死亡。
迪特里希已命令军事谍报局小组在各集中营寻找四肢残缺的战俘。如果没有，则物色适当对象，经审查证明可靠后，以某种借口送往医院“治疗”。经验丰富的医生会按照指示为他们截去一段上肢或下肢。
可是，在这种人员来校之前，能否先在受过训练的学员中挑选几个人呢？这些学员的身体比集中营囚犯强壮得多，手术后恢复的时间可以大大缩短。
迪特里希认为，最好是截去下肢。这样显眼，引人注意。又因为上肢完整无缺，派遣到敌后的间谍可以要求在苏联国防企业中工作。
有手可以工作，缺腿（当然是在前线失去的）则保证间谍进入国防企业时不致受到特别严格的审查。
施泰因格里茨对迪特里希的建议评价很高。
兰斯道夫带着厌倦的表情听完了两位军官的议论，说：“这种事情拐卖小孩的人也干过。”
施泰因格里茨不晓得拐卖小孩的是些什么人，只好若有所思地眨巴着眼睛。
迪特里希大声抗辩道：“战俘可不是小孩！”
“反间谍人员观察得真够仔细哪，”兰斯道夫挖苦道。
他同时感到懊恼和无名的忧伤，现在他才意识到，随着年事渐高，记忆力在逐步衰退，过去那些x花八门、精妙绝伦的手段有好多都记不起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凡尔登附近作战时，是他想出了组织谍报别动队的办法。别动队匆忙训练一些受轻伤的德国士兵，把他们换上法国军装，夜里拉到战场上，让法军担架兵找到他们，把这些破坏分子背进要塞里去。
西班牙内战时，兰斯道夫的一位同行在弗朗哥政府当顾问，他想起了这个办法。他让一批受轻伤的弗朗哥分子换上共和军的联合服，这些人夜晚在马德里街头得心应手地打枪、搞爆炸，白天就卖弄那包扎得鼓鼓囊囊的胳膊腿，装模作样地拄着拐杖在里奥德格朗德大街上跛行，招引市民们鞠躬致敬。
但是，夸耀昔日的光荣，仿佛自己的功劳未得到应有的评价，这对兰斯道夫来说是有失体面的事。因此他觉得迪特里希的想法不错，大度地表示了首肯。
“您的建议立意很巧妙，从心理的角度又是无可辩驳的，不过……”兰斯道夫把两手叠放在面前，审视着磨得光光的指甲（指甲呈灰蓝色，是不是有了心脏病；上了年纪，心跳越来越慢了），冷淡地说；“我坚决反对，”他停顿了一下。“强制手术之类的怪痹行为。”
迪特里希马上打断他：“一点也不强制。对象进入医院，医院里告诉他必须做外科手术。有现代化的麻醉剂，他甚至一点也不觉得疼。醒过来就……”
兰斯道夫蹩起眉头。迪特里希一见连忙说：“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外科医生获准用集中营的材料做一些医学实验。我参观过特别囚室，亲眼目睹过……”
“您见过，可是我不想知道这个，”兰斯道夫忿忿地打断他。
“这都是为了全人类的崇高目的，”迪特里希提醒道。“现在不是中世纪了：医生为了探索人体秘密而解剖尸体就得判处火刑。”
“确实不能忘记，现在不是中世纪，而是文明时代，是我们给人类带来文明的时代。”这句话兰斯道夫几乎是脱口而出，因为这时他想起了不久前到柏林去的情景。
在柏林，兰斯道夫出席了瘸子戈培尔的一次私下午宴。戈培尔这个无所不能的渺小人物，被他夫人马格达的河东狮吼吓破了胆。马格达甚至向元首饶舌，讲出她那德国新文化预言家的丈夫贪淫好色的种种奇闻。
午宴后，戈培尔领兰斯道夫参观他的美术陈列馆。馆中挂满了从欧洲各国著名博物馆中抢来的名画。
有许多画兰斯道夫早年就见过。当时他漫游欧洲，执行各种特别使命，作为一个知识渊博的人，自然要抽空去拜谒那些艺术宫殿。
他同戈培尔一起回忆往事。
戈培尔忧心忡忡地说：“您说得对。人们通常把这些作品当作民族珍宝，某种国家财产。但是我应元首、戈林、希姆莱、里宾特洛甫等帝国高级人士的请求，召集出类拔 的法学家开了一次规模不大的咨询会。我把他们的话转告了有关人士；国际公法的时效规定为二十年；届满之后；任何案犯均不再追究刑事责己任，受害一方亦不得对珍品持有者提出诉讼。”
“何必惊动法学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