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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发展无疑是格格不入的。
至于个人所有权，我们发现，在有记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多数农民是根据租
佃合同而占有土地的。因此，我们首先探讨一下佃农和地主之间的关系，这涉及对迫迁
的补偿、租佃权利以及缴租的形式和数量等问题。
之所以需要给予补偿是因为有这样一项原则，即必须保证佃农得到他自己的劳动果
实。假使要佃农对土地进行投资，那么必须对他保证，在他失去土地时，要对他所作的
其效益尚未用尽的一切改良进行补偿。否则，他就不会种树，不会建造许多建筑物，不
会改进排灌系统，也不会进行任何其他投资。这种保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地主必须事
先答应作出要求予以保护的改进。在大多数先进的国家中，法律规定了这种保护；但在
原始国家里，这种规定不是普遍现象而是例外，因此佃农很小心，不投资改善土地，甚
至让土地丧失肥力，如果地主不追究责任的话。
许多国家并不满足于保护效益未用尽的改良，它们还在法律上保护所有权。至少它
们规定了发出通知的最短期限，而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法律规定佃农只要耕作有方，
就有权留在土地上（如在联合王国），甚至可以保证他的继承者享有继续租用土地的权
利，只要有能力就行。这样的法律发生作用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为实施这种法律
而设立的法庭的性质。在“民主”国家里，要收回佃农所租的土地几乎是不可能的，哪
怕是一名坏的佃农，除非他在明显地毁坏农田；
而在“保守的”国家里，法律甚至对最好的佃农也不提供什么保护。这种法律的意
义就是给予佃农以充分的保障，使他们对长期的改良进行投资。也有人反对给予太多的
保障，希望保证土地的流动性。但我们将在后面探讨也应加以保障的农民完全保有的所
有权时再谈这个问题。
我们所说的地租形式是指固定地租或比例地租。固定地租，在年景不好时，对于小
农可能负担过重，把好年景和坏年景合在一起计算，固定地租还是完全可以负担的。地
租可以固定用钱或实物来缴纳。若是由于歉收而造成年景不好，固定用实物交租会给农
民造成较重的负担；若是由于价格低廉而造成年景不好，固定用货币交租会给农民造成
较重的负担；
由于这两种情况对农民都不利，所以，以货币交租与以实物交租这两者之间没有多
大选择余地，除非是在战争时期，那时候，固定以货币交租的农民很占便宜，至少在一
段时间内是这样。但是，如果从整个世界来看，多数地租是不固定的，而是按比例交纳
的。农民根据收成（或收入）情况按比例向地主交租，从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不等，视
土地的多少而定。
贫苦农民是欢迎比例地租的，因为在年景不好时他们承受的负担要比固定地租少。
在年景好的时候，他们多给地主交租——而且他们那时多交一些也是承担得起的。不管
怎样，地租的数量在年景好和年景差之间可以拉平。但是，分成地租往往受到经济学家
的攻击，认为这种办法会减少农民进行改良的积极性。因为要使一项改良值得进行，并
对农民有利，那么地租占一半时这种改良生产出来的东西就得比在实行固定地租时生产
出来的东西多一倍。这就是说农民要承担改良的一切费用。在比较先进的分益制或分成
制（比例地租的名称）中，地主承担改良的一部分费用，或者契约规定，佃农若进行改
良，地租须加以调整。但是在不那么先进的国家里，通常没有这样规定，比例地租制肯
定会削弱农民进行改进的积极性。
在大多数国家里，地租数额是造成重大不满和骚乱的原因。地主反过来做些什么，
各国的情况各有不同。在英国，契约通常规定地主有提供永久性建筑物和维持固定资本
的义务。契约甚至可能规定地主还得提供一些流动资金。由于缺乏好地，英国的地租一
度很高，足以补偿地主为履行这些义务付出的费用，还可以使他有盈余——这是“纯粹”
地租。但是，现在地租很低，除了维持农场固定资本的开销以外所剩无几。另一方面，
我们发现，在最不发达的国家里，地主不对土地承担任何义务，他只是收租。自然他可
能担任某些社会职务——他可能担任相当于治安法官、警官、地区行政长官或牧师的职
务，如果他没有从地租中取得报酬，他或别人则必然从税收或以某种其他方式得到酬金。
然而就土地而言，如果地租由农民保留（比如地主被“消灭”，农民对土地拥有完全的
所有权），土地的生产能力不会减弱；如果地租付给国家（国家常常以对土地或农民征
收直接税的办法来收租），土地的生产能力也不会减弱。实际上，如果减少或者取消地
租，土地的生产能力可能得到提高，因为这时农民有可能储蓄更多的钱，为改良土地增
加投资。在地主拿走农民生产的东西的一半，而不为他们做任何事情的那些国家，很难
设想，如果不从农民肩上卸去这个负担，农业生产率不会大大提高。
在许多国家里，人们要求完全废除地主制度，农民应拥有他们所耕种的土地，这种
要求不应与关于改变农场的规模的要求混为一谈。有些改革家主张打破大庄园，把土地
作为小农场进行分配以增加农场的数目；另一些人则希望采取相反的做法，即减少小农
场的数目，说服或迫使农民加入集体农庄。我们后面再阐述农场的规模问题。目前我们
谈的只是完全保有土地所有权及租佃制的问题。尽管关于土地改革的要求有很大一部分
与改变农场的数目的要求有关，但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在亚洲，确有这样一种声势浩大
的土改运动，它仅仅限于要求废除地主制，把租佃土地改为拥有土地。
这种转变的效果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这种转变的支付条件、地主得到补偿的
数量，以及农民为得到土地而应支付款项的数额。但是，除了补偿问题，在权衡租佃和
拥有土地的利弊方面还涉及到许多其他问题。事实上，许多人争辩说，农民拥有土地的
制度不利于经济增长。他们认为，这种制度削弱了土地的流动性，它会带来耕作不善、
土地分散以及负债过重等问题。因此，他们主张小农只能是佃农，应当受到控制，不管
地主是私人还是政府机构。实际上，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适宜的控制措施大多既适用
于佃农也适用于地主：事实上，如果加以适当控制，一方面会使佃农得到保障，另一方
面会迫使拥有者好自经营，那样租种土地和拥有土地在经济上的差别将基本消失。
下面让我们先来谈谈土地的流动性问题。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有些人反对保
障耕作得好的佃农的租佃权的法律，理由是这样一来农业经济的灵活性将会减少。他们
说，地主们大概都希望土地的利用能产生最大的利润，因此他们应该能够在情况改变时
自由地更换佃农。由于情况的变化，将耕地改为牧场，改变农业单位的规模，或者出于
某种其他原因，把土地租给更能应付新局面的新佃农可能比较适宜。可是，如果长期的
佃农得到保护，那就可能无法这样做。出于同样原因，这些人也反对小农完全保有土地，
因为他们认为，这类农民对于日新月异的情况反应迟缓，而且他们相信，如果地主更换
佃农，反应就会快一些。这种论点是否站得住脚首先取决于如下设想：地主是精明和有
知识的农业家，他们始终在谋求以更好的办法来利用土地。虽然某些人可能是这样，但
是对于大多数地主来说，实际情况大概是，他们由于不在当地，除了能收多少地租以外
对土地的情况知之不多。无论如何，这种论点可以引伸为任何人都不应拥有他所使用的
资源，因为，如果资源是由那些善于很快将它们从一个租借者转入另一个租借者手中的
人所拥有，它们很可能落入最有能力使用它们的人的手中。由此推论，一个人甚至不应
拥有自己的房屋，因为总会有某个人能够更好地利用它。答案无疑是，拥有者始终是愿
意接受报价的。如果另一个人认为，他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那就让他报出吸引人
的价格。实际上，我们的经验是，如果土地的所有权很分散，而不是为少数有权势的家
族所拥有，那么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