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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变化不是源于经济机会，而是始于制度本身，那么这些累积的力量将会以
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因为在那时，人们变得比较愿意或者更有可能去抓住机会这一事
实，本身便会创造或者显示有待抓住的新机会，同时新机会的涌现反过来将支持信仰和
制度的变化，正是由于经济机会及信仰和制度彼此累积的这种相互影响，要指出变化的
“基本”原因通常是很难做到的，例如，很难说在13世纪到16世纪的西欧到底是经济机
会日益增多使神学发生变化，最终分成宗教改革派和反改革派呢；还是日益变化的神学
观念允许人们利用本来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存在的机会？所有这些问题往往是无法解答的。
使制度适应变化中的经济情况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这个过程既不是平衡的，也不是完备的。变化是在信仰和关系网络的某一点上开始
发生的，然后从那里向外扩展。结果，文化方面的一些信仰或习惯产生了彻底的变化，
而其他信仰或习惯却丝毫未变。新的和旧的交织在一起这是不合逻辑的，而且比例也很
不相称，各个社会之间大不相同。转变永远是不完全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至今仍彼此迥然不同的原因。它们保留资本主义前的观念的比例不同，在亲属关系的
亲密程度、机会均等、对待私人企业的态度、对待私人财富的态度等许多问题上存在着
差异。一个仅在最近几十年里才加速增长的社会，始终显示出许多不协调的东西。人们
要用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使自己适应货币经济，学会利用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种种机
会，以及学会在他们得到钱财以后怎样去花钱和存钱。他们需要一种也许要花很长时间
才能建立起来的新型道德观，因为他们已不再生活在一个根据地位确定义务的社会里，
而是进入了一种新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义务是根据合同确定的，一般说来是根据没
有任何亲属关系的人的市场关系确定的。因而，一个迄今一直极其诚实的社会可能会变
得极不诚实，直至人们懂得，为了履行以钱来表示的合同，对一个哪怕是完全陌生的人
都必须诚实地提供劳务或货物方面的服务。还必须有新的价值观；人们不再尊重原来优
越的地位；首领、叔伯祖父和长者不再得到人们自动的服从。领导力量可能转向其他方
面，新的领导人要得到或者应该得到像对老领导那样的尊敬恐怕要过很长的时间。旧道
德的没落是经济变革中的一个比较痛苦的方面，这也就是为什么道德家和人类学家通常
反对变革，或是至少反对迅速变革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知道，迅速变革会促使老的信
仰和制度解体，其速度要比建立取代它们的新的信仰和制度的速度来得快。现在另一个
引起人们很大注意的不协调的例子是，经济增长开始后不久出现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
不平衡，造成人口增加（当经济衰退伴有人口下降时同样是引人注目的问题）。在一个
停滞的社会里，出生率和死亡率均高，两者大致相等。当经济开始增长时，死亡率开始
下降；
起初仅仅是因为通讯联络的发展和贸易额的增长使得局部的饥荒得到控制，以后是
因为公共卫生措施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死亡率下降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出生率才开始下
降。在此期间，人口可能会在30年至60年内翻一番。一段时间以后，人们才认识到，如
果他们要控制死亡率，他们也必须控制出生率（我们将在第六章再论述这个题目）。
面对变化的不协调现象，许多人在问是否能以“平衡”的方式，即防止某些信仰和
制度比别的信仰和制度变得快来对社会变革进行调节。答案看来是，这是不可能的。一
种文化的众多方面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里以同样比例发生变化。一些方面感受到的压力比
别的方面大，于是便发生变化，在不同程度上拉着别的方面一起变化，我们不可能总是
预计到什么先变化，因为这在各个社会因其历史和传统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同样不可能
预计到文化的哪些方面会被拉着一起变化，或者以什么比例变化。防止变化不平衡的唯
一办法就是防止一切变化，但这是谁也无法办到的。
当然，虽然我们不能预见因任何特定事件而产生的所有变化，这是事实，但是这并
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够对变化的进程施加任何影响。例如，我们知道，工业化过去曾在许
多国家造成城市贫民窟；但是我们也知道，如若采用适当的城市规划措施，实行工业化
而不产生贫民窟也是可能的。我们知道，在其他一些地方，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是大批
劳动力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然后又倒流回去；我们知道，这种现象也是能够控制和杜绝的
〔第四章第三节（三）〕。更加难以预测的是，人们对下列问题的态度会有什么变化，
比如家庭关系，对待部族权威的尊重，宗教仪式或者合同义务的神圣性。一些人担心的
是，旧的道德价值观随着经济增长的新酒倒入社会稳定的旧瓶而化为乌有。旧的关系瓦
解到何种地步大概部分地取决于发展是如何主持的。如果这种发展是由蔑视老的政治，
宗教和家族领导人的外国资本家和政府主持的，那么这种发展将会比由已经确立的领导
人主持的发展更加迅速和有效地破坏现行权力结构。有时有人说，日本人改造西方资本
主义，使之适应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过这是不是一个自觉的过程，是令人怀疑的。
事实是，日本业已存在的领导集团主持的资本主义，使新的方式和旧的权力之间的冲突
减至最低限度。当经济增长从阶级意义上讲最少革命性时，亦即当新的企业领导人得到
老的政界、宗教界和社会领导阶层承认和赞助时，从它对人的态度和社会关系的影响来
说，它产生的革命性影响也最少。这也是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对经济增长的反应的巨大
差别之所在。在亚洲，旧的宗教和政治制度要比非洲稳固，没有为西方的影响所彻底摧
毁。而在非洲，欧洲的资本家和政府对既定惯例、宗教和生活方式，只要它们与欧洲人
的利益相悖，就采取反对的行动或者采取蔑视的态度，其结果则是更大范围的土崩瓦解。
制度一旦开始发生变化，就会越变越厉害。旧的信仰和关系改变了，新的信仰和制
度渐渐变得相互一致起来，并朝着同一方向进一步变化。尽管这样，不会发生这样的情
况：经济增长一旦开始，会永远继续下去；经济衰退一旦开始，便永远制止不了。
首先，一切增长往往有其规律性，这就是说，它开始时缓慢，逐渐加速，然后又放
慢下来。这是因为刺激增长的每个因素最终都会接近极限。可用一个假设的例子来说明。
当收音机问世时，公众并不了解它们可能的用途，疑心重重；最初只销售几台，可是收
音机逐渐变得很受欢迎，很快就像热饼一样抢手。但是在每家都有一台收音机时，销售
额差不多便到了极限。一旦到了这个极限，销售额的增长率便陡然下降。第二年销售额
可能增加一倍，第三年增加两倍，第四年增加三倍，但是不能永远每年都增加一倍，因
为根本没有那样多的人。制度的变化也是这样。当提出某种新的原则时，它首先遭到反
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个原则会受到欢迎，人们开始热情地将其应用越来越广泛
的社会关系中去。但是必定会有这样一个时刻到来，届时这个原则垄断了几乎能应用的
一切有关领域。经济增长是对连续不断的刺激的反应，而每个刺激最终会达到极限。因
此，持续稳定的增长只有偶然在新刺激的产生始终正好接上旧刺激的消失的情况下才有
可能。实际上，我们能够指望的最好的情况不是一种稳定的增长率，而是由相对平静时
期分隔开的连续的增长高潮。
但是，经验表明，即使是有节奏的增长也可能会终止。有些社会表明，在经济出现
强有力的增长之后会出现停滞和下降——甚至下降到一无所剩的地步。增长之后可能呈
现停滞，正像停滞之后可能出现增长一样。历史上也有增长加速和减速的转折点。对动
态进程所进行的各项调查表明，人们最感兴趣的是转折点。因为紧接转折点之后出现的
累积过程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所以，我们必须对研究这些转折点给予极大的注意。
让我们先来谈谈加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