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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革命之前，发展农业技术主要依靠乡下人也是很自然的。另外还据说城市的气氛对
于采取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态度和观点比较有利。大批的人聚集到城市，为了生存而展开
竞争，这一事实削弱了亲属关系和对地位的过分尊重；
促使建立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经济关系，只要机会合适就愿意做生意；而且使人们
增长才智。诚然在这些方面和其他一些方面，人们也许应该对商业城市和军事、教堂或
政治城市加以区别。此外，城市里文娱活动丰富多采，这意味着花钱的机会实际上是无
限的，财富往往使人们得到同出身一样的威望，奋斗精神受到了激励。另外还据说，市
民比乡下人思想开放，不那么迷信，因此更能从事那种最终能使技术得到改进的科学研
究工作。乡下人对自然的力量印象很深，因为自然界的旱灾、水灾、风暴、庄稼的传染
病和其它一些表现自然力量的灾害经常使他种的庄稼颗粒无收。另一方面，城市的建设
者却充分掌握了自然界的秘密，能够筑起高大的建筑物，把水蓄进大水库，把它输送到
他需要的地方，还能把天上的电用来为自己服务，等等。因此，市民比较容易相信：
人能够做他想要做的一切，只要他作出了足够的努力。毫无疑问，市民的态度在许
多方面不同于乡下人，这仅仅是因为城市使大批人聚集在一起。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有
些结果特别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城市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转折关头也起了作用。
因为城市是暴民的场所，这些暴民既可投入解放运动，也可把暴君推上权力的宝座，从
而减少经济自由发展的机会。另外，城市还是垄断组织——商人协会、行会、工人联合
会——的所在地。这些垄断组织的目的在于限制机会和排斥新人。城市在限制家庭规模
方面起带头作用，这对增加人均收入有时能起到好的作用，有时起坏作用。城市在减少
工作量、使人们对工作感到枯燥和不满，而不是尽最大努力去干好自己的工作的运动中
也起带头作用。因此，如果可以说城市引导经济摆脱停滞进入增长，那么同样可以说城
市引导经济从增长转入停滞。
另一种多少有点对立的观点预料，经济“边界”一带经济的增长势头最强劲。很难
给这种“边界”下一个定义：它既包含在地理位置上远离一个国家商业首都的地方的概
念，又包含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疆界这个概念，也就是说某个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边
界可望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方面是因为定居的机会吸引着移民，另一方面还因为它们远
离首都，不易受法律、习惯或有组织的集团所施加的压力的控制。因此，它们的制度是
自由的，容易适应环境，机会和自由的这种结合把一些精力充沛的人从人口比较稠密的
地区吸引来了。因为这些人觉得自己在比较保守的条件下无法施展才华。这种概括在历
史上是否站得住脚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一个国家有丰富的资源，不管是否在边疆地区，
它就会吸引移民；如果一个国家吸引了大量移民，它的社会制度将是灵活的。随着它的
资源开始耗尽，或它的所有土地都已耕种，或它特有的优势被削弱，那么移民就会减少，
它的社会制度就会趋向于比较稳定。这些似乎是事实。但是没有特殊的理由把这些情况
同边疆联系起来。边疆地区有时有吸引人的资源，有时没有。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在其几
千年的历史上都拥有这个意义上的边界，但是，这种边界在确定经济增长的速度时发挥
重要作用的情况却是极其罕见的。
有人认为，从两个国家或两种文化的会合点这个一般政治或文化的意义上来说，边
界是重要的，这种观点有说服力得多。这是因为外国人通常在经济增长方面起着决定性
作用。
实际上，据我们所知，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全靠国内的发展来加速经济增长，
这种情况似乎在五千年前肥沃的新月地带，在中国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发生过。
大部分其它国家的经济加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同外国的接触。外国人带来了
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新概念，这些新概念向既定模式提出挑战，并削弱对它们的道德
规范的信任。外国人还带来了发展贸易或就业的新机会。外国人可能还起到使现有的统
治阶级放松控制的作用，使新人有机会在经济上大显身手或在政治上发动改变。外国人
可以用战争恐吓，或者发动战争，或征服那个国家，或者甚至把现有的统治阶级赶下台
等手段来达到上述目的。征服者的做法各不相同，这就可能使改革的前景截然不同。有
些征服者同现有的统治者实现和解，并支持这些统治者反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集团；而另
一些征服者却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和推翻统治阶级。最近几个世纪的情况表明，英国人和
法国人在这方面的做法存在着有趣的差异。在印度以及在非洲那些统治阶级力量强大的
地区，如尼日利亚北部，英国人习惯于支持统治阶级，而同新人的关系始终很糟，因此，
新人们就把帝国主义同反动和停滞等同起来——这种等同肯定并不符合整个帝国主义的
实际情况。另一方面，法国人却相信同新人实现和解，甚至试图把非洲人或亚洲人变成
法国人，把他们作为法国帝国制度的一部分，甚至让他们担任最高级的职务。然而，决
不要以为我们强调征服者，因为无论是否发生战争，外国商人也起到同样重要或更加重
要的作用。
外国的影响还起一种间接的作用，也就是说促使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这种民族主
义情绪当今往往对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使我们联想到现在
处于或最近一直处于殖民地地位的国家，但是，民族主义情绪决不只限于这样一些国家。
当今几乎所有的“落后”国家都怨恨他们自己落后，因此渴望促进经济增长，由于落后
纯粹是一个相对的字眼，希望自己的国家经济的增长不落后于其它国家的那种愿望，在
像英国和中国这样极不相同的国家的经济政策中都在起作用。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时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因为参加政
治活动的“新人”和参加经济活动的“新人”不是同一批人，他们未必出身于同一阶级，
并不总是互相同情。首先，并不是所有的民族主义政治家都赞成经济增长，其中有些人，
如甘地，就反对“西方主义”，相反希望恢复过去的一套。然而，这些人在民族主义领
导人中属于少数。其次，参加经济活动的许多新人是外国人，因此，遭到民族主义领导
人的怀疑和厌恶，这些领导人不是对他们进行鼓励，而是为他们设置障碍。第三，许多
民族主义领导人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因此，他们甚至对本国的资产阶级都表示怀疑，想
限制他们的活动。但是，民族主义政府仍然倾向于使他们国家的经济实现“现代化”；
其中有些政府扩大教育设施，或者保护农民不致受到贪得无厌的地主的剥削，或者着手
在公路、水利或其它公共服务方面实行积累资本的计划或者同社会等级制度和妨碍纵向
流动的其它障碍作斗争，或者削弱迷信的教士的权力，或者采取其它手段来设法促进改
革。民族主义是一种危险的力量，因为它的基础往往是在大批暴民中间煽起嫉妒和憎恨
情绪；但是，民族主义有时也是建设性的力量，它正在实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改革
方面发挥其作用。
这使我们又回到前面谈过的一点上来了，那就是：经济增长不仅靠个人的活动，还
靠政府采取的行动。因此，经济加速增长的转折点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同某一群人——如
民族主义者——掌权联系起来，这些人决心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
积极的措施。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新的私人企业家首先崛起，然后夺取国
家，以此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然而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新的私人企业家和国家
的新主人之间没有多大的联系；这两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先于对方出现；他们可能
彼此采取敌视或冷淡的态度。如果政府有决心和明智的话，它就能为促进经济增长做很
多事情，无论是改善公共服务、发展教育、改革制度、鼓励新兴工业，还是开拓新技术。
我们将在最后一章再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