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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率，如果这些殖民地需要钱，它们能毫无困难地以类似的利率在伦敦借款。只要情
况确实如此，那么百分之百的支援不会妨碍发展。只有在一块殖民地借款的利率难以与
它放款的利率相一致的情况下，这一点才是重要的。
还必须提一提一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久积累
的英镑结余。现在，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国家已将它们的结余减少到为货币储备所需的
数额多不了多少的水平，但是有一两个国家的结余仍在增加，因为它们的外汇收入比它
们的进口额增加得快。由于有这些结余，印度或埃及等国才有可能实行发展计划而没有
出现外汇紧缺的情况，这些结余的存在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尽管国际投资
恢复缓慢，世界生产还是全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的援外计划）。
人们可能认为，在从动用贮藏讲到获得外援的可能性之前，我们也应当考虑通过降
低供国内消费的进口货与出口商品的比率来为发展提供更多外汇的可能性问题。但是不
增加储蓄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它属于我们在前面讨论的国内储蓄问题，而不属于这
一节关于外来资金的问题。生产进口货代用品，扩大出口或者对外汇实行配给就可以提
供更多的外汇。如果进行相当有效的管理，那么为发展获得外汇并不是很难的；比较难
以处理的是后果。因为如果不允许民众花费他们希望花掉的那么多的钱来买进口货，他
们就将花更多的钱购买本国货。要是出口商品就是国内消费的商品，那么这可能使出口
商品减少，因而可能使进口控制措施的目的无法达到。如果这个问题不发生，或者解决
了，那么额外的国内开支将会在国内引起通货膨胀，这是一种储蓄形式。或者，如果要
避免通货膨胀，那就要在减少进口的同时，必须通过征税或者增加自愿储蓄来减少购买
本国商品的支出。因此，必须把控制外汇收入看作增加国内储蓄政策的一部分，而不是
把它看作额外的投资来源。
下面我们谈谈作为投资来源的外援，无论它是以赠款的形式还是以贷款的形式提供
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外援几乎完全取决于私人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又
主要取决于国内投资机会与国外投资机会的比较结果。一般说来，放款国是发达国家，
借款国是欠发达国家，以雇佣人数的人均资本作为衡量发展的尺度；但是不存在这样简
单的规律，即在欠发达国家投资比在比较发达的国家投资更为有利可图，或者说随着国
家的发展，它自动从债务国地位转变为债权国地位。
期望发达国家输出资本的一个原因是人们相信，随着资本的积累，发达国家的利润
率否则必然下降。利润率下降的理论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并且已被几乎每一个学派
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尽管他们用以支持这种理论的论据并不总是相同的。经济学家艾尔
弗雷德·马歇尔是不同意这种一致看法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外。他在《官方文件》（第49
页）里表示了通常的看法。但是他在《原理》（第681页）里却说，虽然人均资本的增加
往往使资本的利润减少，但是在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却为资本的使用提供新的机会，
从而往往使利润率提高。因此，他说，英国的资本收益从中世纪的10％下降到18世纪中
叶的3％——长期内技术进步缓慢——此后，由于利用资本的机会大大增加，这种下降被
制止了。如果这就是观察事物的正确方法——看来这是正确的——那么就不存在资本收
益在发达的经济中必定下降的规律；它可能下降，也可能不下降。
然而，如果我们从一般资本利润率转到特殊投资领域的利润率，那么我们就会得到
不同的答案。在任何特殊领域，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很快就消失了，或者无论如何是大
大减少了。一切行业都是按照一种合乎逻辑的格局发展的，一开始增长得相当缓慢，接
着迅速增长，后来又增长得很缓慢。因此，任何特殊领域的投资者迟早都会达到在国内
的那个领域没有更多投资余地的地步。他们可以将越积越多的利润用于对十分不同的行
业的投资。但是他们也会情不自禁地坚持他们具有专业知识的领域，并用他们的利润将
工厂搬到新的国家去办。因此，英国的铁路公司在国内修建了铁路以后，到外国创办和
修建铁路。英国各锡公司将资本转移到马来亚和尼日利亚办锡矿；就像美国的石油公司
和铜公司在海外同样的行业中投资一样。海外限制从发达国家进口商品的规定往往有助
于资本的这种转移，这些限制促使美国的制造公司到拉丁美洲投资开设分公司。来自低
工资国家新兴工业的竞争往往也促使资本的这种转移，例如英国到印度投资开办黄麻厂
和棉纺厂。
可是资本的这种转移不仅受到发达国家始终存在着新的投资机会这个事实的限制，
而且受到欠发达国家投资条件不利的限制。因为决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欠发达国家
投资有利可图就是因为它们是欠发达国家。事实是，这些国家在投资方面具有某些明显
的不利条件。例如，社会结构并不总是合适的。就潜在的生产率而言，即使各国人民的
发展素质可能是十分相同的，他们的文化天赋也是很不相同的。文盲、缺乏现代技能和
不适应工资关系使生产率很低：而治理形式和社会态度的不同使投资的不稳定因素增加
了。因此，在发达国家可能产生丰厚利润的新技术，在欠发达国家不一定就是有吸引力
的投资项目。资本短缺也会出现恶性循环。如果要着手办一个新企业，那么这个企业的
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它本身，而且也取决于为这个新企业服务的所有其它行业的效率——
尤其是一般性的工程服务、部件供应、运输和其它公用事业。这反过来又部分地取决于
这些其它服务业的利用程度有多高。所以一项投资的生产率取决于在此之前已在许多方
面进行的其它投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资本投资的利润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花
那些已有许多资本的国家投资很可能比在一个新的国家投资更加有利可图。如果情况永
远如此，那么资本就不会输出了；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生活水平和欠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
之间的差距将不断扩大；我们甚至可以冒昧地设想这样一条规律，即自然的趋势是资本
从欠发达国家向比较发达的国家转移。实际上，资本的国际流动量很少，各种生活水平
之间的差距确实在扩大，因此，这至少是一种警告，提醒人们不要接受那种仅仅基于发
展水平的判断。
如果要使判断正确，那么比较可靠的办法可能是根据现有自然资源而不是根据人均
资本水起来作。最有利可图的投资是开发容易开发的丰富自然资源的投资，例如肥沃的
土地、石油、煤或矿砂。即使在没有新资源的情况下，投资开发新技术也是有利可图的，
但是这不像用资本既提供新技术又提供新资源那样有利可图。这就是在过去100年里大部
分输出的资本输往美洲和澳大利西亚而不是输往印度或中国的主要原因，因为美洲和澳
大利西亚新的资源丰富，而印度或中国所提供的机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在于更好地利用已
知的资源。
这也是英国和西欧迅速成为资本输出国（它们很快就达到了自己的自然资源的极限），
而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虽然与世界上其余国家相比人均财富很多，但是到了很晚的
时候才达到资本输出阶段的原因。
因此，我们能够作的最近似的判断是，资本往往流向那些新的丰富自然资源可以相
当容易地开发的地方，而且总是从那些资源已经高度利用，新资源远不是那么丰富的地
方流出来的。这并不等于说，当一个国家需要进口原料或粮食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资
本输出国。在19世纪，凡是英国认为可以赚钱的地方，它都投资，无论它的进口情况如
何。在19世纪初期，它到拉丁美洲投资，到那个世纪中叶在欧洲修建铁路，后来它又借
钱给埃及为各种活动提供资金。同样，美国到国外投资主要并不是因为美国缺乏供应品。
美国在成为铜和石油进口国之前，早就源源不断地在铜和石油业投资了。
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制造业投资也并不是因为美国把它作为潜在的供应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