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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就经济考虑来说，赚工资的职工与资本家和地主之间很可能发生冲突。如果有规模
经济，各个阶级的居民一定会得益于外来移民，但是即便如此，好处可能主要为资本家
和地主所得。大批外来移民可能使工资被压低，接近于人们出来的国家的工资水平，使
房租和利润提高。地主和资本家也许愿意把他们的利益提高到进口奴隶（见第三章第四
节（二）），或者从印度或中国引进契约劳工的程度。这到一定时候就会产生混合社会
的社会问题，但是资本家和地主很少顾及这些。
只要有大量的土地，或者只要新工业像移民到来一样快地创建起来，当地的农民或
拿工资的职工对新来的人可能采取容忍态度。但是他们早晚会对大批外来移民组织抵抗，
要是付诸表决，他们早晚会制止住外来移民。
有时候还有一个十分容易引起争议的关于移民汇款的问题，如果出口赶不上国内的
增长，移民汇款可能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不过，外来移民汇款在国际收支中通常是个
小项目，只有作为反对进一步移民的大运动的一部分时，才会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一个国家多快会变得外来移民充斥，除别的因素外，这取决于外来移民的性别分布。
如果只有男性移民，就不会有第二代，形不成一批当地居民。从这一意义来说，只是男
性移居是一种浪费。譬如，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曾被当作奴隶运到西印度群岛，但没有
什么结果。因为没有运去足够的妇女，外来移民不能繁衍后代，所以逐年所需的大宗奴
隶买卖纯粹是为了保持奴隶人口的稳定。所有的外来移民社区都是男性过多，一代接一
代地大量浪费，除非设法使性别保持平衡。这就是现在有些帮助移民的国家通常都很周
到地像帮助男人一样帮助妇女移居国外的原因。无论如何，在妇女的职业范围比过去要
广泛得多的今天，妇女凭本身的能力作为有报酬的职业工人以及作为妻子和母亲而提供
的服务是受到欢迎的。
即便对大批外来移民采取欢迎的态度，外来移民能够被同化的速度也取决于许多因
素。种族、宗教和文化决定他们被同化的速度，有些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决定
接纳什么人和接纳多少人的时候很重视这些因素。在经济方面，外来移民需要住房、土
地或工作，对他们同化的速度不能快过向他们提供这些条件的速度。提供这些条件需要
资本。有些移民自带资本，或者也许可能由国家从国外借贷。如果国外没有资本可以利
用，外来移民率则为国内储蓄率和为国际收支的巨额逆差所限，如果国内投资额超过国
内储蓄额，这种逆差便会出现。即便有资金可用，物质因素也可能限制资本形成的速度。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见第五章第一节），资本投资的50—60％为建筑业，因此投资受
建筑业的能力的限制。当然如果对扩大建筑业多给予照顾和考虑，那么这件事情始终是
可能的，但是仅仅由于未保证建筑业能应付要求它做的工作，投资计划遭受挫折的现象
出现得多么频繁，这是令人惊讶的。只要记住这些财力和物力方面的限制，那么哪怕是
过去一个世纪规模最大的移民，也很少一年超过接受人口的1—2％，就不足为奇了。
外来移民在他们初来的时候通常有一段艰难的时期，总有一部分人回国去。外来移
民定居的意愿在某种程度上要看为接待他们所作的准备工作怎样。他们看到等待他们的
是住房呢，还是被安置在营房或帐篷里，还是让他们自谋生路？他们一到来就为他们找
好了职业呢，还是不得不在大街上闲逛，把他们一点可怜的积蓄花光？要是期望他们在
土地上劳动，土地是准备好了呢，还是他们不得不自己去披荆斩棘？能不能进得去，附
近有没有水源，还是他们必须自己修路和自己打井？在第一次作物收获之前，他们怎么
生活，怎么弄钱去买肥料、买牲口，是否有别的资金？事实证明，要人们在土地上定居
的人显得特别困难。有些国家的政府已答应花大笔的钱整理好土地，并且借给定居的人
很大数目的款项作建房之用和作劳动的资本。另一种办法是，譬如在苏门答腊，外来定
居的移民头一季度是同别的农民一起住，干活挣工资，以便对这个国家有些了解，积攒
些钱，还可交些朋友。这样做已证明很方便。因为移民中仅有一小部人是熟练农民，正
如吉本·韦克菲尔德所说的，在他们担起经营他们自己的农场的责任之前，他们首先要
觅得职业，别管是在城镇还是在农场，这也许是非常可取的一种办法。
当国际移居把具有不同种族、宗教或文化的两个民族集聚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问
题最大。在过去，移居国外的作用常常是把本国的土著居民全部或部分地消灭掉。单是
这些新来的人带来的奇怪的病症就时常使土著居民大量死亡，他们的体内对这些疾病没
有产生抵抗力——虽然也有截然相反的情况，就像西非沿海各国人民因为有采采蝇而免
遭来自北方的入侵一样，采采蝇曾使穆斯林的马匹死掉，因为有蚊虫而免除来自海上的
移民，蚊虫曾使欧洲人死于疟疾和黄热病。
除了疾病以外，土著居民可能由于遭受奴役、被赶出他们的土地或他们遭到的其他
待遇而被消灭——就像凯尔特人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之前衰落，霍屯督人在祖卢人之前
衰落，红种印地安人在美国人之前衰落，毛利人在新西兰人之前衰落一样。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被入侵者的文化同入侵者的文化相比多么强大。有时候是被征服者同化他们的
征服者，如伊斯兰教徒同化了土耳其人，中国人同化了蒙古人。
如果同一个国家有两种文化，两种文化具有平等的竞争力是很少见的。犹太人和阿
拉怕人、马来人和华人、印度人和非洲人、希尔人和英格兰人、印度人和缅甸人、英裔
加拿大人和法裔加拿大人、伊博人和穆斯林——这种格局反复出现。这些差别有时候被
归因于种族，如果是从生物学意义上谈种族，这似乎没有多大道理，因为我们对种族生
物学知道得多么少啊。这些差别还常常被归因于宗教，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同样是难以
置信的（第三章第四节（一））。（毕竟布尔人是加尔文派教徒，过去常有一种理论，
认为加尔文主义是最可能鼓动生气勃勃的生意经的宗教。）从外来移民的心理状态中找
到主要原因的可能性要大得多。首先外来移民是一个有选择性的集团：他们是为了改善
自身的处境而移居国外的，他们就是这么一类人。移居国外本身会磨炼他们的智慧，使
他们接触新的环境，提高他们进行批判的才能（批评一切看不惯的东西几乎是每个外来
移民的第一个反应）。他们自然瞧不起当地人，希望表现他们会一样能干或干得更好。
在某些情况下，外来移民社会的成员还特意互相帮助、互相找职业或互相借钱；结果是
这种社区作为一个整体比当地的社区繁荣，它并不那么特别为自己保留机会。在移居国
外从记忆中消失以后，这些态度就发生变化，到第三代或第四代，可能很难区分移民和
早先的血统了（如在斯里兰卡的印度人），如果另一个种族的成员开始到来，可能轮到
他们把他们的前辈当作一伙游手好闲的人而瞧不起。
如果两个种族的成员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而没有磨擦，种族必定不是一个具有经济
意义的因素。这就是说，在一切社会阶级、在一切收入水平、在一切职业中都必须有这
两个种族的成员，他们的竞争力必须是平等的。这首先是个教育问题，在教育他们的孩
子方面必须对每个人花同样多的钱，如有可能上同样的学校。其次，还有土地所有权，
有些移民社区有专门经营并“垄断”零售业的趋势；相对的城市化程度等问题。如果这
些种族在这些事情上一开始就不平等——譬如外来移民的文化程度比本地人高，或者他
们做生意的经验多得多——那么只有对外来移民课以重税以支付教育经费和采取其他使
两个种族平等的政策的费用，才能达到平等。事实上，在平等条件下共同生活要求某种
程度的容忍，而这是罕见的，除非硬要他们这样做。最有成就的帝国政权——罗马帝国、
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的伟大德政就是它们有能力让不同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