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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重访济南府
我非常希望在天气适合时尽可能早地再回济南去。眼下，正是七、八月间，山东地区进入了雨季。雨下得很大，乡间的大多数地方地势又非常平坦，因而交通非常困难，道路全都成了一片泥泞。在雨季结束以前，各种生意都停顿了。 然而，九月份还不到，我就启程了。雇了一辆很平常的马车，由两头骡子拉着。车上，我放了一个书箱，还有一些中国式的衣物，而在车棚里面，则铺了厚厚的一层被褥——在中国，旅行者不论走到哪里，往往都随身带着这些东西，好像旅馆里不提供这些东西。那时，一辆车一天的租金是三十六文。同我们一起出发的还有大概十到十二辆车，因为路还没有干，会有许多泥坑，有时候需要人们一起努力，把车从泥坑里推出来。每天，我们至少有三次因为马车遇到问题而烦恼。有时眼前的路看上去只是一片积水和泥浆，马车夫们禁不住诱惑，离开主道，从地里绕行——那儿往往地势较高，因而比较干燥。地里的庄稼正是长的时候，村民们自然会出来阻止这种侵犯。 一次，我们陷入了严重的麻烦之中。庄稼的主人坚持让车转回道路上去，赶车的人争辩说，他们并不是故意侵犯，但是那路实在无法通行。双方争吵得越来越激烈，村民们都跑来支援那个农民，随身带着竹竿之类武器，以便在必要时对付入侵者。马车夫们看到村民们向他们步步进逼，个个怒不可遏，脱下大衣来，准备战斗。双方已开始动手动脚。看到这种情况，担心出现严重后果，我走到村民中的两位长老面前，指出，如果不对他们的人加以约束，那就难以避免严重的后果。“你们看到了，要我们原路返回去，是绝对不可能的了。我们有一辆车的轮子已经断裂了，你们不会希望我们所有的车的轮子都坏掉吧？那样的话，倘若外地人听到了，对你们村可没什么好处。让马车从这干燥的地方通过吧，而我，作为分内之事，将把那辆损坏的车上的货物转移到我的车上”。 那两位长者听着，思考了一番，然后招呼村民们停止阻拦，放我们过去。当我们到达下一个旅馆时，马车夫们都非常感激，表示愿意给我一笔酬金，因为我把他们从麻烦中解脱出来。 在济南，我发现麦考文先生情绪非常低落，几乎处于一种绝望状态。我到济南不久，烟台长老会联合教会的威廉姆森先生和妇人就也来了，带着一个中国人，李先生，他曾为烟台的行医传教士亨德森（）医生做了多年助手。除了散发传教宣传品外，李先生还向急需的患者赠送一些简单的药品，如奎宁、止痛药等。一到济南，李先生就发开了高烧。大概过了十天左右，威廉姆森夫妇要到泰安去，把李先生交给我照管，希望经过几天休息后他能恢复健康。但后来发现他的高烧是由恶性斑疹伤害引起的。城里没有任何其他外国人，所以李先生留在旅馆里和我在一起。他发烧的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我用鸡汤喂他，认为那是最容易吸收的食物。半个月后，他的体温已高得吓人了。我决定每隔一个小时就喂他几匙子鸡汤，不论是白天还是夜里。在夜里，我习惯了在每个小时快结束的时候醒来，就像在脑子里安了一个闹钟一样准时。 第二十天上，他开始大量出血，我担心他再也恢复不过来了，因为我不相信一个人在失去这么多血液以后还能活下来。然而，第二天，令我大为高兴的是，他开口问能不能喝点小米粥。他很贪婪地把送给他的小米粥都喝光了，没有够，还要。从此，他的健康状况迅速好转，只是脾气并没有变得更好一些。无论我做什么，都不能使他高兴起来，尽管我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照顾他。最后，他又想家了，坚持要回烟台，尽管身体还没有复原。我雇了一顶轿子抬着他，让我的仆人跟着一路上照顾，我自己步行把他送到三英里之外。当我回到旅馆后，头痛得厉害，随后发现自己感染了病人传播的热病，病倒了。因为就我一个人，我捎信给麦考文先生。他正在进行为期两天的休假旅行，得到消息后立即返回城里照顾我，直到我恢复健康。这次得病使我拥有了对更严重的病毒侵害的免疫能力，在我置身于数百万感染了伤寒的饥民中间的时候。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行路难：旅行北部中国
中国的路是最不同寻常的。山东、直隶和河南平原事由黄河携带下来的泥沙冲积而成的。在山西，有一种奇特的黄土山塬，当地农民在里边挖洞居住，夏天凉爽宜人，冬天则很温暖。这些省份气候干旱，有时候六个月内不见一滴雨水，在满是尘土的路上，车子可以很轻松地行进，因为在近百英里的路程内见不到一块石头。然而，在六、七、八月份，当雨季来临时，路上洪水四溢，水与尘土混合，形成无法行走的泥沼。路上的交通都中断了，三个月里，一般来说生意也都停下来，其间所有的资金都被锁在柜子里产生不了任何利润，对整个中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同样阻碍生意的还有大城市里的狭窄街道。在天津，道路之狭，不能容许两辆马车交错而过。这经常在马车夫之间引发严重争吵，争执谁应该把车子退回到街头。有时在第一辆车子后面又跟上另外一些车子，遂至十多辆或更多车子拥挤在一起，导致数小时的延误。浪费的时间给商人们造成了很大损失，有时会逼迫他们花钱买下一部分街区拓宽道路，使之畅通。还有一种方式，冷静的官员和商人上都没有想过，后来有一天义和团却做到了：他们把城付之一炬。在重建时，当局加宽了街道，使小马车和四轮大车畅通无阻，所有的人都大受其益。 那时候，在中国北方，政府官员一般使用的交通工具是轿子，根据不同等级由四个或八个轿夫抬着，行进的速度大概是每天二十英里。另一种出行的方式是乘坐更轻便的“什子”，是一个蒙着草席的架子，悬在一前一后两头骡子之间，一般来说，商人们都乘坐一种有盖的小马车，一天行驶大约三十英里左右。他们在拂晓前大约一个小时开始一天的行程，一直走到十点左右，然后停下来喂骡子，吃中午饭；十二点左右，他们再次上路，走到薄暮才停下来，住到旅店里，以防止土匪抢劫。那时——现在还是如此——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