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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晚清45年-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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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发放,并说希望他不要因为这礼物菲薄而不屑一顾。知县看起来非常高兴,说他一定会告诉民众这笔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告诉他说,这倒无所谓,我所希望的只是有一些穷人会因此减少一些饥饿的威胁。那些日子,我这样写道:“土地的价格减少到了以前的三分之一,即使这样也很难找到买主。人们以原价三分之一的价格出卖他们的铜制和锌制器皿。当铺在春天当五百文的衣物,很快就减到四百文、三百文,眼下同样的东西只能当一百文了。事实上,他们并不愿意接受此类典当品,只是政府官员不允许他们拒当。正因如此,这些东西能当到的钱少得可怜。  “今天晚上,有两个人被砍头,一个人被锁进木笼里”。                           9 对上帝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  这时,引导人们转向上帝祈祷求雨的不仅仅有微不足道的海报,还有影响更深更广的宣传基督教的印刷小册子。它们不断地把大批的虔诚的信徒带到青州府,向我咨询宗教方面的事情。  我向饥民分发救济的经历,对群众而言,颇具说服力。这说明,我的宗教是可靠的。我送给所有的问询者教义问答和赞美诗,唯一的条件是他们要把这些内容背诵下来。回到家以后,他们会把他们的书讲给自己邻居听。这样,以这些人为中心又会有许多问询的人。最后,每个中心成为一个教堂的核心。当这些小头目能够记下来教义问答和赞美诗时,他们会向我索要更多的印刷品。  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至此,我译完了泰罗的部分《神圣人生》。它的第一部分研究的是如何“面对上帝”的修道实践,引导读者直接转向上帝,求助于上帝的启示和指导,而不是依赖外国传教士的指教和劝告。我还为能背诵下来的那些领导者编了旧约中的赞美诗和新约的选集,以使他们领先与其追随者。为了使他们能学会祷告,我订购了一些英格兰教堂的祈祷书,暂时用来指导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如何运用。  问询者的数量激增,而我又是唯一的外国传教士,于是,我邀请远近不同村庄的领导者,有的来自四十里地之外,在固定的时间到青州府来,背诵他们手中的经文,聆听进一步的讲解。新约中某些部分对问询者的影响,记录下来非常有趣。那些背诵《以弗所书》的成为加尔文派的忠实信徒,坚信自己是为给上帝做伟大之事而来到人间。而那些背诵约翰福音的呢,则成为可爱的神秘主义者。  来青州府聚会的信徒首领,最多的一次达六十余人,他们在我这儿一待就是几天。我给他们提供一所空房子居住,他们自带行李和干粮。除了男首领的聚会外,我还组织过女首领的聚会。我指导她们学习,指定背诵的经文内容。在每一个中心,都会自发地成立周日学校,由基督徒给前来探询的人上课,听他们背诵《教义问答》和《赞美诗》。在那儿,他们也一起举行礼拜活动。这样,一年之内,就有超过两千名对基督教产生兴趣者在数十个中心定期举行礼拜,遍及青州的东、南、西、北。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倪维思博士采用我的传教策略

  倪维思博士是美国长老会驻烟台的牧师,他每年都要到山东内地举行两次漫长的传道旅行,一次在春天,一次在秋季。距离烟台八百里的青州府是他到达的最远地点。通常,他和我在那里待一两天,一起就我们不同的传教方式展开讨论。  我注意到,中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宗教教义的传播和教育方面,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方法。他们的组织是自给自治的。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使基督教本土化的最佳途径是采用中国人自己的传教方式。主要的问题在于,当把基督教介绍给中国人时,以什么样的方式诉诸他们的良知——比他们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更崇高的事物。当我给尼维思博士讲起这件事时,我已经着手这项工作,并且有几个本地人自愿加入到宣传基督教的行列。他同我一起参观了几个传教点,看看我这种方法的成效。看后,他非常吃惊,决定将此作为他的传教新政策的核心。他在我的房间里写了若干小册子和规则,对这种方法加以发展,并用我的胶版誊写版进行复制。此后的几年里,他以这种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且以此为主题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首先在《教务杂志》上发表,随后又印成了单行本。这个小册子在英美差遣会主席团的某些人中流传,以“倪维思方式”而闻名。这种方式是以土著人带头传教而不是外国传教士。当我们自己的传教会重印了这个小册子并寄给我时,却不知道我早就采取了这种方式。这使我感到非常有趣。只是到了后来,支持着它的基本原则被人们忽略之后,这种方式才不那么行之有效了。  11 救灾中的插曲  向当地行政官员声明我拥有充足的基金,可以对遭受灾荒最严重的人们进行救济后,在发放救济金之前,我先派人到下边各个村子里去,仔细地把那些最需要救助的人的名字登记下来,发给他们一张领取救济的票证,并定下发放的日期,届时所有持票人将集中到一个地点。这是我的习惯做法。一次,发放救济金的活动在一个小市场上进行。当我们到达时,发现有超过持票者两三倍的人聚集在那里,请求救济。他们的骡子、驴子和耕牛已经卖掉或吃掉了。如果我们把救济金发给在场的所有人,每个人得到的数目将少得可怜;可是,如果只给持票的人,这怎么可能?大门旁边挤满了人。我们枉费心机地向他们解释。他们的饥饿感压过了其他任何想法。  我们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尝试各种方法解决问题。我对助手说:“我去城外,渡河然后爬到对面的山上,那些没有票的人很可能会跟着我。等我们走远后,你就可以给那些登记在册的人发救济了。”  如我所料,那些没有票的人跟在我的后面乞求救济金。我放慢脚步,为的是让那些小脚女人也能跟上。到达河对面的山顶后,我停了下来,那些人便在我的周围跪下哀求。于是,我给他们讲了一个寓言:  在夏季的一天,一个旅行者又热又渴,来到一所房子前讨水喝。女主人拿出仅有的一点水,他一饮而尽。在他离开之前,另一个人走了进来,像他一样,也非常渴、非常热,大嚷着要水喝。女人回答说:‘屋里一点水也没了,你若等一会儿,我会去井边给你打点水来。’今天手头的救济金实在是太少了,只能满足那些有票人的需要。你们处于如此可怕的灾难中,我感到难过。如果你们能耐心等一等,我会把你们的苦难告诉海那边的外国人。等有了更多的钱,我会高兴地分给你们。  听到这些后,一个跪在我身边认真听讲的老夫人突然站起来,向身边的人群把我刚才在寓言中讲过的又说了一遍。她重复我的词句,意思表达得很清楚。群众没有生气,并开始散开,对我的解释非常满意,认为我的要求合情合理。与此同时,我的助手在城里忙得不亦乐乎。我没有立即回去,因为我想给予发放救济金的工作人员充裕的时间完成他们的任务。等我回去后,听说那些手中有票的人在领取救济金时从一个门口进去,从另一个门口出来,一切井然有序。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来自各商埠的捐助

  1876年初夏,我曾写信给我的朋友、上海联合教会的詹姆斯·托马斯()牧师,描述了山东令人丧气的灾荒情景,建议他在上海的外文报纸上发表我的报告。由于我收容了一些孤儿,因此呼吁建立一个基金对他们进行救助。那时候,四元钱就可以使一个孤儿生活三个月,四百元钱则可以使一百名孤儿在同一段时间内免于饥饿。捐款开始陆续到达。N·P·安德生夫人(当时是赖松小姐)募捐了二百元,通过托马斯先生交给了我;烟台的外国人团体捐助了五百元,当地的中国人寄来了二百元。在不同港口都成立了救灾委员会,大量资金汇到青州府,记在我的名下。有了这些钱,我得以在五个中心建立了能够收容一百名儿童的孤儿院,对遭受灾难的孤儿进行最基本的救助。  其中一个孤儿收容院就在青州市内,在一所拥有巨大院落的房舍内。由于传说闹鬼,那儿荒废已久,没有谁敢冒险住在那儿。我租下了它,第一天晚上就睡在里边。一开始有两位教师愿意陪着我过夜。然而,到了晚上,房子里充斥了怪异的瑟瑟声、吱咯声。那两位吓得要命,认为妖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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