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从烟台来到青州帮助我处理账目——在那方面，他是个行家。接到来自上海的信，在为这件事进行祈祷后，琼斯先生和我感到，确定无疑地，是上帝在直接指导我们去开辟中国的内陆地区。中国人也许不接受写在纸面上的基督教的真理，但当他们陷于困境时对他们提供的帮助，却会成为我们宗教之动机的不容反驳的证据。 琼斯先生非常愿意，在我们的牧师秦先生的协助下，照料新生的青州教会，照料它的七百名信徒和一至两千名宗教热心者。程牧师使中国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基督徒之一，作为同事发挥的作用可以抵任何两个或三个普通的外国传教士。原来，他是太平天国叛军中的一个文书。他对基督的信仰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终其一生，他为超过两千的转变者举行了洗礼。把教会置于这两人的掌管之下，加上拥有七年同中国人打交道的知识，凭着最近在赈灾中的实际经验，我感到很轻松，可以很放心地前往山西，展开传教和赈灾工作。祈祷和同琼斯先生的谈话结束后，我是那样激动，一种深刻的感情支配了我，我感到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使我们得以对数百万人施加影响。一种难以抑制的震颤传遍全身，我浑身无力，简直无法穿过后院走回自己的卧室去。 知道我将要去山西，当地教会的很多男女申请陪我一起去，但我认为，最好还是让他们留在山东，以扩大那儿的福音传播工作。仅仅在一名信奉基督的农民和一个仆人的陪同下，我启程了。走了不到二十里，我突然发现马车后面有一个陌生的行李卷。我问那是谁的，仆人只是笑，开始不想告诉我。随后，我发现它属于我们在当地的一个福音传播者，他决心要跟我同去山西。十分不情愿地，他听从了我的劝告，返回青州，继续从事刚刚开始的传教工作。 2 太原府之旅 到达山区后，布满乱石的道路崎岖不平，车行十分困难，于是我骑骡子前进。正是十一月，天气非常寒冷。在穿越一个山中隘口时，我的一个脚后跟冻伤了。在这种山区，旅馆都建在挖在黄土坡上的窑洞里。这种旅馆在夏天非常凉爽，因为太阳的光线无法穿过黄土层；但另一方面，在冬天则非常温暖。在严寒之中骑在骡子背上跋涉一天之后，走进一家旅馆，躺在底下燃烧着木柴的炕上，实在舒服得很。 山西省的首府太原坐落在一片南北绵延差不多一百英里、宽三十多英里、海拔大约三千尺的高原上，靠近它的北部边缘。我刚刚离开的山东省的青州府，距海平面只有大约二百尺。因而，山西的冬天特别严酷。幸运的是，这个省拥有充裕的煤炭，都是无烟煤和沥青炭。 到达太原时，我手头只有为数不多的银子——大约两千两。来山西之前，我从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那儿弄到一张通行证，以防深入内地的旅行途中会遭遇阻挠。行进途中，我们开始相继看到一些令人恐怖的景象：死者的尸体躺在路边上，被野狗和狼撕裂。这可怕的场面，加上气候的严寒，使我的两位伙伴的精神濒于崩溃。看到他们的心已回到了老家，我就打发他们回山东去了。然而，回到家后，周围的人因为他们两人抛弃我而非常愤慨：“想一想吧，作为一个中国人，习惯了自己国家的气候，却让一个不习惯它的外国人自己去面对寒冷、危险和困穷！真好意思！简直是耻辱！”他们嚷道。那两人遭到如此对待后，对自己的行为深感羞耻，决心重返山西，回到我身边。在“失踪”了两个礼拜后，他们又在太原参与到了我的工作之中。 那时，整个山西省没有一个新教传教士，但有两个罗马天主教主教和大约十二个神职人员，继续超过两百年前耶稣会士开拓的事业，那时他们在北京取得了支配性地位。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会见山西巡抚（1）
山西巡抚时曾国荃，是闻名天下的曾国藩的弟弟，清朝驻英国公使曾纪泽侯爵的叔叔。一到达太原，我就去拜访他，以便让他清楚地理解我来山西的原因。他的一个秘书——我必须先见他——告诉我说，巡抚因为我的出现而非常生气。在中国，叛乱经常在人民对政府不满意的灾荒期间发生。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刁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见面后，尽管我跟他解释说，我带来了两千两白银，将要发散给受灾最重的灾民，并且出示了通行证，他仍然不怎么高兴，仍然阻挠我的行动，处心积虑地要使我在刚刚开始时即陷于困境。 他的哥哥，曾国藩，是太平天国叛乱期间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家，曾经把自己关于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观点上奏朝廷，大意是，两派相互仇视得很厉害，往往会相互拆台，因而中国政府可以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不必对双方都采取进攻性政策。当我向巡抚征求意见，问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放我将来收到的救济金时，他闪烁着狡狯的眼珠，说：“城里有一个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前些天他来为他负责的一所孤儿院申请粮食。你最好把你带来的两千两银子交给他处理”。 对他的建议我表示感谢，并回答说，我将去拜访那位天主教主教，同他一起讨论这件事。我这么做了，把我在拜访巡抚时同巡抚达成的意见告诉那位主教，并说，我非常愿意把银子交给他，用于孤儿院的维持，条件是让我的一个助手参与救济金的发放，因为那钱不是我自己的，是上海和其它地方的一些朋友的慷慨捐助。然而，那位主教没有一刻犹豫地拒绝了我的建议。我告诉他说，我必须把这件事汇报给巡抚。他表示非常希望我这么做。于是，我起草了一个关于我们会谈的情况的报告，并把复印件寄给了主教，问那是不是对我们的会谈的真实纪录。他很快就把复件返回来了，说一切所记完全属实。于是我把报告呈交巡抚，同时请示赈济灾民的其它方案。巡抚迟迟不予批复，并且在继续拖延。利用这段间隙，我决定前往考察受灾最严重的山西南部地区，以便亲自了解灾荒的严重程度。 4 在天主教神职人员中进行问卷调查 出发之前，我以问卷形式准备了十二个问题，把它交给那位罗马天主教的主教，烦请他寄给全山西省内的天主教神职人员，答好后尽快地返还给我。这些问题包括：平常年份谷物的平均价格、灾荒期间的谷物价格、饿死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逃荒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未被吃掉的耕牛的比率、留在家乡的妇女的比率。 主教很高兴的接受了我的请求，把我的问卷分寄给山西各地他属下的神职人员。等我旅行回来，他们详细回答的问卷就已在等着我了。我把他们提交的内容进行了总结，附在我去山西南部的旅程中所记的日记后面——在日记里，我仔细认真地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寄给了在上海的朋友。 启程时我带了一名仆人，单身一人旅行很不安全，因为很多饥民变成了食人肉的野人。 5 日记摘录，山西，1878 1878年1月28日： 从山西中部出发，一路南行，以考察灾荒的严重程度。我骑着一匹骡子，带着一名仆人，仆人也骑着骡子。 在离开太原时，我们无法直接前往南面的城门，因为街道上躺着一个人，快要饿死了，四周围了一群人。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 经过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个人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碰上一个葬礼：一位母亲肩上扛着已经死去的大约十岁的儿子，她是唯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丧者，把孩子放在了城墙外的雪地里。 1月30日，距太原270里： 路过两个显然刚刚断气的人。一个衣服鲜亮，但却死于饥饿。往前走没几里路，发现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走在我们前面，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到后，再也没有爬起来。 1月30日，距太原290里： 看到路边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有两个是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过葬礼，只是把脸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对其中的一个更仁慈一些，没有把她的衣服剥去。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随处可见肥胖的野雉、野兔、狐狸和豺狼，但男人和女人却找不到食物维持生命。当我缓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时，路过一位老人，他异常伤心地告诉我说：“我们的骡子和驴都吃光了，壮劳力也都饿死了，我们造了什么孽，招致上天这样的惩罚？” 置身于这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