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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浸礼会年会
5浸礼会年会 刚到英国不久，浸礼会的年会就在爱克赛特大礼堂召开了。诺威奇（）城 的J·H·莎士比亚（）先生、托马斯·J·库博（）先生、还有我，作为大会发言人。库博先生以一种迷人的优雅语态讲述了他在非洲传教所遭际的神奇故事；而莎士比亚先生则在演讲中以异常感激的口气提到了我在中国的工作。 当我站起来发言时，去不敢离开手稿像别人那样侃侃而谈。在中国待了十二年之久，一直说中国话，我感到自己的英语已经很生疏了。因为前面两个发言者都是滔滔不绝的雄辩家，加上时间已经很晚了，听众变得焦躁起来，并开始退场。发言结束后，我感到是我大煞了这次年会的风景，便向会议秘书贝那斯（）先生道歉。他以那种一贯的善解人意回答说：“别介意，大家会仔细阅读你的报告的”。 关于年会的报导见报之后，《基督教世界》发表了一篇社论，呼吁人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从库博先生和我的报告里，显然可以看出，基督差会工作的重心已经转移了。以前关注的是从另一个世界里拯救遭受地狱之苦的异教徒，现在则是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同一个世界里把异教徒从地狱的磨难里拯救出来。 6 请求更多的人手 在中国待了六年之后，为了处理生意上的一些事务，仲斯先生也回国了。仲斯先生向浸礼会的委员会描述了我们那时所拥有的信徒和向教者的数量，并说比在中国的任何其他基督教差会所拥有的都多得多。他成功地唤起了委员们对在中国——最开化的非基督教国家——开展传教工作的兴趣，请求大量增派传教士，在作为中心城市的青州所能辐射的十至十二个县内开展传教工作。委员会的答复是，允诺增派十二个传教士到山东，同时给山西增加六个。我去了之后，对委员会的委员们说，我们在山西的一百零八个县的传教工作都已开始，如果给山东增派十二名，山西不能更少，因为它的面积同山东一样大。 7 向浸礼会建议的教育计划 我的眼光更远大，不仅仅局限在山东、山西两个省份。我希望所有教会团结起来，在每一个省的首府建一所高级教会学校。首先在沿海各省试办。以便影响帝国的领导阶层，使他们接受基督教。 我印刷了一本小册子，题目是《十五年传教在中国》，在浸礼会委员会的成员间散发，希望他们中有人能支持我的方案，以期实现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全面转变。然而，我却发现，我对“全民转变”这个概念的使用，使许多人认为我的意图是要把中国已有的教会引向对不信国教者无能为力的英国教会体制。 不久，我写了另一篇文章，建议采取新的教育和福音传播手段，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全民”这个词。这就是发表在《万民归宗》第2卷第60页上计划草案。它是针对浸礼会委员会而写的，在委员们中间散发。 浸礼会委员会中国分委会经过第一次讨论后认为，他们不能上报这个草案，因为他们的基金承担不了这样一个花费高昂的项目。但是，使我没有想到的是，总委员会的一名委员慷慨大度的提议，使我眼看被枪毙的方案得以“缓期执行”——留待下一次会议讨论。 这期间，我作为代表团成员往返于乡间，忙于工作，没顾上这件事。并且我觉得在委员会没有批准方案之前，也不便在各个教堂公开提倡我的观点。但我跟自己的一些朋友私下里谈过这件事，发现许多人对此都深表同情，认为我的传教策略实际上与凯里（）在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 8 方案被否决：极度的失望 在总委员会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我的方案又被提出来了，但他们的结论是，对他们的基金来说，我的方案过于庞大了。方案被否决了，这使我感到非常失望。 9 提出传教方式修正案 于是我又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中国急需：善良的萨玛利亚人” 。在这篇文章中，就像在其他作品中一样，我仍然强调了以下三点： 第一，对每个新到的传教士来说，除了学习语言外，还应当致力于研究当地人的宗教，研究传教手段，这是基本的、必需的，因为能扩大他们的工作效果。 第二，大量雇用当地人从事传教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与单纯雇用外国人相比，雇用中国人从事传教工作的成效要高出八倍，也更合算。在七十年代，教会布道委员会就曾采用过这种方略，并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功。近几年来，爱尔兰长老会在满州地区进行的传教工作是最成功的。在那儿，长老会给每一个外国传教士平均配备七个当地人协助工作；而联合卫理会——他们的工作成效仅次于前者——为每位外国传教士平均配备十名中国人助手；基督教青年会（）的传教工作——最近几年来十分惹人注目——无一例外地是由从其他布道会中挑选出来的中国人进行的。 我的第三个建议是强调了在每个省的首府建立一所大学、培训受过教育的当地传教士的重要性。除了神学外，这些学校的学生也学习西方大学所教授的各门分支学科的课程。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电机专业课
10 电机专业课 这件事以后，我开始意识到上帝打算让我单独承担十字架的重量，为此我必须进一步充实自己，以便对中国的领导阶层施加影响。于是我决定学习科学知识，在南坎信墩博物馆师从埃尔顿（）和西尔维纳斯·汤姆逊（）研究电机工程学。 11 在柏林拜访教育部长 因为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兴趣，我想了解欧洲最新最好的教育制度。于是我去了柏林，同教育部长进行了一次会谈。我告诉他，我是一位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很希望了解最好的教育制度并介绍到那儿。部长是个高个子，坐在桌子的另一端。会谈中当我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他时，他把椅子向后推开，站起来——看起来快顶到天花板了，非常生气地看着我，喊道：“当你把中国人都教育好了后，我们该怎么办？” 看来他是不会给我任何帮助的。 幸运的是，教育部的副部长是一个基督徒，主持一所星期日学校。他很爽快地提供给了我所渴望的信息。 出于同样的目的，我去了一趟巴黎，打算会见法国的教育部长。部长不在。有人告诉我说，他恨不得把官方教科书中所有有关上帝的字眼全部清除。 返回中国之前，在一个偶然的场所，我向浸礼会委员会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对他们说“在我看来，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成立一个协会，以便将那些所谓的基督教政府的官员转变为基督徒”。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与耶稣会著名传教士的谈话
1 与耶稣会著名传教士的谈话 1886年，乘坐法国邮轮奥克萨斯号，我又离开家乡，踏上前往中国的旅途。同行的旅客有十八位天主教神父和修女，还有七位新教传教士。在天主教神父中，有一位年纪和我差不多大，他每天都非常热心地把天主教的书籍摆在桌椅上供旅客们阅读。观察了几天之后，我对他说，我很想跟他聊一聊。他回答说，很好，那就在晚餐以后吧。一开始，我表达了对他为引导人们走向真理的而做出的努力的感佩之情。接下来，我说：“我们到中国去，都是为了引导中国人走向真理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