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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才桂良、花沙纳行寓，仍逼索议准照会，神色俱厉”②。《天津条约》签订后，列强与清廷又于是年九月（10 月）在上海续订附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十款作出如下规定：“通商各口收税，如何严防偷漏，自应由中国设法办理，条约业已载明。然现已议明各口画一办理，是由总理外国通商事宜大臣，或随时亲诣巡历，或委员代办，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并严查偷漏，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事，毋庸英官指荐干预。”③从而正式承认了“帮办税务”制度的合法性。因此可以说，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性质海关制度的正式创立。
《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尚未对“帮办税务”制度作出具体的设计。条约签订不久，李泰国乘侵略战争之余威，胁迫清地方当局继续与其规划帮办税务制度的具体模式。其后，在插手中国海关主权方面，李泰国又获取了如下新的进展：第一，窃取首任总税务司职务。
在李泰国紧逼下，新任“总办各口通商事宜”大臣何桂清于咸丰九年正月（1859 年2 月）“约定邀伊（李泰国）帮同总办”。李泰国即抓住这个非正式的“帮同总办”不放，于正月十六日（ 2 月18 日）提出要“预筹全局”，“如督宪信伊实心帮助中国办事，请发札谕一道，令伊预为选择（各关洋员），去留亦听伊主持”。次日，吴煦把江海关雇募洋员的权力托付给李泰国，请李泰国“代主持一切”，进而为李泰国巧取中国海关行政之权提供了方便。咸丰九年四月（1859 年5 月），由吴煦呈送何桂清等“鉴核”的《派令英人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议单》规定：“督理江海关江苏苏松太兵备道吴，今遵钦差大臣总理各口通商事务两江督宪何［桂清］札谕，派令李总税务司帮同总理稽查各口洋商完税事江宜。”“议定以五年为限”，江海关“税务司及各项办公外国人等，均议归李总税务司选用约束，不分何国之人，总期正派妥当，如有不妥，惟李总税务司是问”①。据此规定，总税务司明确成为⑤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2 册，第462—463 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2 册，第451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3 册，第945—946 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4 册，第1252 页。
① 《吴煦档案选编》第6 辑，第301 页。
中国海关行政的最高首脑。同年六月初二日（7 月1 日），李泰国正式就任为近代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②。
第二，改司税为税务司。
在李泰国谋划“帮办税务”制度过程中，江海关原向外国领事直接负责的“司税”摇身一变，即成为具有“中国官吏”身份的税务司。李泰国是第一个被称作“税务司”的外国人。早在咸丰八年（1858）上海谈判前夕，额尔金在致桂良照会中即称李泰国为“税务司”。咸丰九年正月十七日（1859年2 月19 日），吴煦致李泰国公文中即沿称李为江海关“税务司”①。咸丰九年三月（1859 年4 月），李泰国推荐英国人德都德（H。T。Davies）为江海关税务司，称德都德为“上海正税务司”，并规定税务司为一口海关行政之最高官长②。六月初二日（7 月1 日），德都德正式成为帮办税务制度下江海关第一任税务司，英文称作missioner③。
第三，制定江海关新章。
经过李泰国与吴煦所谓的“商酌”，至咸丰九年四月（1859 年5 月），江海关“各样章程，已粗具眉目”④。新制定的海关条款主要有：《派令英人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议单》（八条）、《各口经费清折》、《各国商船进出起下货物完纳钞税条款》（廿二款）、《运出入内地货物事宜》（九款）、《给发存票事宜》、《江海关征税给单验货现行事例》、《发给免重征执照事例》、《发给存票事例》、《给买洋药照单事例》、《运出入内地征税给照验货各新例》、《税务司管理》，等等。
通过这些章程，总税务司总揽了海关行政大权。中国监督对海关的管理之权也正式移交外籍税务司之手，《税务司管理》规定：“海关税款，外国商运外国货，外国商运内地货，内地商运外国货，俱归税务司管理。凡外国船及外国商雇用内地之船，内地商雇用外国之船，并外国样式之船，无论挂何旗号，统归税务司管理。”上述章程的订立，为“帮办税务”制度推行各口提供了一个模式。
咸丰九年九月（1859 年10 月），李泰国携带“上海章程”赴广东、福建开设新关。英公使卜鲁斯（F。W。A。Bruce）致各地英领事函，指令各领事全力支持：“李泰国先生为了创立一个统一的海关管理制度，即将赴各主要口岸考察。女王政府对这一尝试的成功付以极大的关怀，我必须请求你们将他完成此事给予必要的协助。”①九月二十九日（10 月24 日），李泰国在广州设立新关，美国人吉罗福（G。B。Glover）任粤海关首任税务司。接着，李泰国又“采取了第二个步骤”，于咸丰九年十二月九日（1860 年1 月1 日）设立潮海关（汕头），委任另一个美国人华为士（W。W。Ward）为潮海关首任税务司②。
广州与汕头新关的设立，终于使帮办税务制度得到最初的巩固。不久，② 海关总署造册处编：Customs Service；Officers in Charge，1859—1921，1926 年版，第197 页。① 《吴煦档案选编》第6 辑，第274 页。
② 同上书，第291 页。
③ Customs Service：officers in Charge，1859—1921，1926 年版，第197 页。④ 《吴煦档案选编》第6 辑，第298 页。
①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 册，第939 页。
②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 册，第928 页。
英法联军再次发动侵华战争，“推迟了这个制度的进一步扩展”③。
赫德与半殖民地化海关行政制度的完备1。赫德代理总税务司与半殖民地中国海关行政制度的巩固。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李泰国重新开始推行帮办税务制度。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四日（1861 年1 月24 日），在李泰国的要求下，恭亲王奕䜣参照当年何桂清任命李泰国为总税务司的样式，发给他一道“札谕”，作为总税务司的“执照”①。从此总税务司直接隶属总理衙门管辖，这不仅更有利于侵略者对中国海关的控制与把持，也有利于总税务司直接与清廷交涉各项维护列强利益之事。
李泰国计划在所有通商口岸全面推行“帮办税务”制度，他选定英商宝顺洋行协理林纳（J。K。Leonard）为镇江关税务司②，又选法国军官日意格（M。P。Giquel）为浙海关（宁波）副税务司③。这一计划刚开展，李泰国却因曾“充当志愿兵”保护租界“受了重伤”，此时伤势发作，不得不于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1861 年3 月6 日）呈奕䜣“申陈”，请假回英国十五个月。未经奕䜣批准，李泰国即自行回国。回国之前，他擅自指定英国人赫德（R。bertHart）与费士来（G。H。Fitzroy）“代办”总税务司职务④。
赫德（1835—1911），咸丰四年（1854）来华。先在英驻香港商务监督署受训，逐被派到宁波英领事馆任见习翻译，旋升助理翻译。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后，赫德于咸丰八年调广州英领事馆任助理翻译，兼任英法联军三人委员会秘书。由于赫德善于以“友善”的态度与清廷地方大员打交道，与两广总督劳崇光和粤海关监督恒祺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受到了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和广州领事阿礼国等人的赏识，被视为与清朝官员交往的“一个现成的桥梁”①。咸丰九年春，劳崇光、恒祺与赫德仿照江海关模式主持广州开关事宜。赫德即向劳崇光等建议请李泰国来粤主持开关，同时向李泰国提供了涉及粤海关事务的备忘录。咸丰九年五月（1859 年6 月）底，赫德为筹建粤海新关而离开领事馆，充任粤海关副税务司②。
李泰国因回国养伤而指定赫德代理总税务司，总理衙门很快予以认可。
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1861 年4 月30 日），奕䜣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札谕赫德“暂行代办”③。
赫德在代理总税务司职务期间，为半殖民地中国海关行政制度的巩固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