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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册，第35 页。
② 《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册，第48—49 页。
③ 《筹鹾篇》，《魏源集》下册，第432 页。
④ 《默觚上·学篇一》，《魏源集》上册，第3 页。
⑤ 《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册，第48 页。
① 《默觚上·学篇十一》，《魏源集》上册，第26 页。
子，笃信谨严，无稍依违”②。他写有一本《国朝学案小识》，编造清朝的理学“道统”。以陆陇其、张履祥等为“传道”，以汤斌、姚鼐等为“翼道”，并在该书《自序》中说，“夫学术非则人心异，人心异则世道漓，世道漓则举纲常伦纪、政教禁令无不荡然于诐辞邪说之中，岂细故耶？”强调理学维护纲常伦理的作用。倭仁（1804—1871），号称理学大师，极力推许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卫道严而用心苦”，并大力宣扬所谓“纲常大节，定要自家努力，不可退居人后”。他们在理学上并无发明和创见，尤其是倭仁，使得当时和以后广为人知的是他的“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名言”。
曾国藩（1811—1872），在北京任官期间，曾受业于唐鉴，又与倭仁讨论学问。此外，他早年起就服膺保守的文学派“桐城派”，自称“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③。当然，曾国藩也受到同乡陶澍、贺长龄、魏源等经世学风的影响，因而比唐鉴、倭仁更重视践履和事功。他自称“一宗宋儒，不废汉学”①，但哲学上主要是崇奉程朱理学。他也和大多数理学家一样，不重视自然观和认识论，甚至也少涉及社会历史观，而将注意力放在人心、风俗问题上。他曾说，“盖孟子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莫大于仁，外莫急于礼”，又说“理则礼也”②。所以他的哲学思想，集中在论诚、论仁、论礼几个方面。
曾国藩继承了思孟学派和周敦颐、程灏关于“诚”的思想，称“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③。把属于道德范畴的“诚”，说成是神秘的先验的存在，视为世界的主宰，完全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种唯心论哲学的现实政治性，就是对清皇朝的效忠，所以他把自己镇压太平天国的事业，称为“拙且诚者之效”④。在认识论上，曾国藩承袭朱熹唯心主义的“即物穷理”说。他说，“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⑤朱熹与曾国藩的所谓即物穷理，都是指通过与事物的接触，使本就存在于人心中的所谓“天理”显现出来。因为朱熹说过：“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从外得。”所以并不是强调感觉和实践能产生所谓的理，而只是通过“即物”唤起和触发心中原有的理。
曾国藩极力宣扬“仁”的说教，称“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①。他对“仁”的意项有三条具体的发挥，一是“仁即恕”，“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②；二是“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兵勇。。常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知恩也”③；三是对“流转迁徒”、“栖② 《清史列传·唐鉴》。
③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圣哲画像记》。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0《复颖州府夏教授书》。
②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王船山遗书序》。
③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复贺耦耕中丞》。
④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湘乡昭忠祠记》。
⑤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书〈学案小识》后》。
① 《曾文正公全集·家训》，《日课四条》。
②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6，《与鲍春霆》。
③ 《曾文正公全集·日记》，《军谋》。
止靡定”的“绅民”，要“周其急”。并说这就是“孟子所称是乃仁术也”④。曾国藩的“仁术”，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前，还偶有同情民生疾苦的成分，但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展开之后，仁术就完全用于调整地主阶级内部关系，扶助受革命风暴冲击的士绅，鼓励反动的将领士兵彼此配合以建功立业。而对于人民群众，尤其是对于革命者，他表示即使“得武健严酷之名”，“亦不敢辞”⑤，丝毫不曾心慈手软，因为他相信“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⑥，足见其“仁术”是自有施用范围的。
曾国藩重视“礼”，“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⑦又说“舍礼无所谓道德”、“舍礼无所谓政事”⑧，宣扬以“学礼”为“经世之术”。其论礼的内容不外两点：其一是用“礼”呼吁地主阶级及其武装力量“谨守准绳，互相规劝”⑨，要求大家“克己求仁”，“捐生”以“戡大乱”。其二是用“礼”来“辟异端”，杜绝“窈冥诞妄之说”，以使“人人纳于轨范之中”①，维护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秩序。所以曾国藩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②实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亦是镇压农民革命的纲领。
曾国藩还相信天命论，认为“穷通由天作主”，“富贵功名，悉有命定”③，视天为至高无上的主宰。他并且一再在湘军官兵中灌输“人之生死，有命存焉”④的迷信思想，驱使他们为镇压农民起义效命。
曾国藩主诚、主仁、主敬、信天命的落脚点，是所谓挽救当时的“道德沦丧”，“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⑤。所以，他用与朱熹毫无二致的腔调说，“力去人欲，以存天理”⑥，并怀抱幻想，要以他自己这样的卫道士的身体力行和以身示范，转移世风，“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他就是以“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⑦自命的。他的唯心主义的道德论、圣贤豪杰决定一切的英雄史观也是很陈腐的。事实上，曾国藩的学问无进步、新奇之处，不过因其建立了镇压农民起义的“事功”，又颇擅文辞，在文学上造成了“桐城——湘乡派”，因而在后来得到某些人的推重。
康有为的新考据和唯心主义哲学④ 《曾文正公全集·家书》，《致诸弟》。
⑤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与徐玉山太守》。
⑥ 《曾文正公全集·杂著》，《笔记·赦》。
⑦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圣哲画像记》。
⑧ 《曾文正公全集·杂著》，《笔记·礼》。
⑨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2，《复胡宫保》。
①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江宁府学记》。
② 《曾文正公全集·日记》，《问学》。
③ 《曾文正公全集·家书》，《致诸弟》。
④ 《曾文正公全集·杂著》，《晓谕新募乡勇》。
⑤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复江岷樵、左季高》。
⑥ 《曾文正公全集·杂著》，《日课四条》。
⑦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原才》。
康有为（1858—1927），早年随祖父治程朱理学，19 岁受学于朱次琦，历时6 年。朱次琦讲学，主张融合汉宋，纳郑玄之学于朱熹，教学者以“四行五学”。“四行”即“惇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即“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辞章之学”。后来康有为34岁时讲学于万木草堂，即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纲，并在“志于道”下列“格物、厉节、辨惑、慎独”四目；在“据于德”下列“主静出倪、养心不动、变化气质、检摄威仪”四目；在“依于仁”下列“敦行孝弟、崇尚任恤、广宣教惠、同体饥溺”四目；在“游于艺”下列“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四目。明显受到朱次琦的影响。而且中年以前的康有为，尚未注意以《公羊》和《礼运》来解释孔学，而以《论语》为孔学核心。
光绪十五年（1889），康有为在广州会见了四川今文学家廖平。交谈之下，深受廖平《今古学考》、《知圣篇》、《辟刘篇》（此书后改名为《古学考》）观点的影响，开始运用今文经学的“三统”、“三世”和孔子“受命改制”等微言大义来阐述自己的变法思想，舍弃《论语》而以《公羊传》为孔学核心。此后接连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