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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曾佑还提出，史书的纲领有三条：“一为关乎皇室者，。。为一代兴亡之所及者”，“二为中国境内周边各族”，“三为关乎社会者，如宗教风俗之类”①。在体例上，《中国古代史》最先采用篇、章、节的结构，以时间为经，以重大事件为纬，在描述历史递嬗时，采用“一代兴亡所系者加详”、“一人一家之事无不从略”的处理方法，把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史，明晰完整、详略得当地一气贯通。
但作者的意图并未完全实现，《中国古代史》内容的重点，一在帝王将相，多写“宫廷之变，群雄之战”；二在宗教和文化，夸大了精神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因为作者认为“古今人群进化之大例，必学说先开，而政治乃从其后”，因而过分地强调了周代文教创制和孔子学说的意义，对于生产和经济状况则讨论不足。《中国古代史》的重大缺陷证明，以进化论和文化史观指导写作的通史，仍然难以说明历史变迁的本质，也无法科学地揭示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
章太炎很早就重视史学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注意从历史中寻找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资料，强调利用史籍增进人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在《致梁启超书》、《致吴君遂书八》以及重印本《訄书》的一些篇章中，提出写中国史须“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沉，以振墨守之惑”；他也以进化论为指导，认为通史之所贵，“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属于进步和革命的史学目的论。稍后，他对于史学的内容曾概括为“第一是制度的变迁，第二是形势的变迁，第三是生计的变迁，第四是礼俗的变迁，第五是学术的变迁，第六是文化的变迁”①。他与维新派人士不同的见解有两点：一是强调“治史尽于有征”，反对康有为的“妄意其事”；二是赞同历史发展可以突变，充分肯定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种革命。
章太炎在史学领域中的主要成就是初步总结了中国学术思想史。重印本《訄书》从《原学》到《学隐》十三篇文章，以及其后的《诸子学略说》和《国故论衡》，体现了他对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的探讨。他对先秦各家各派和后来的汉学、玄学、理学、心学、清代诸家，均有中肯的分析和许多创见。但是章太炎受古文经学派观点束缚，对史料信古少疑，批判精神不及梁启超，“夷夏之防”的种族色彩浓厚，中年以后回归孔学，其学术史研究再未有更①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2 篇，《凡例》。
① 章太炎：《教育今语杂志》第2 册“社说”。
大的进展。
刘师培亦在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05—1906）出版了《中国历史教科书》，书中指出中国“上古之史多荒渺，而纪事互相歧；后世之史咸浩繁，而纪事多相袭。。。欲治中史，非编一繁简适当之中国历史莫由”。他强调要以关系国民的重大历史事实为中心，又要有一种系统的哲学思想为之连贯，还应参考西方史学的有关成果，内容应兼及宗教、社会等多方面，“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该书对上古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作了探讨，对中古、近古社会的种族分合、政体异同、制度改变、学术进退均有论析，而以历史进化论贯穿全书。
近代新史学的首次低落和传统史学的回潮辛亥革命前后，无论是持改良派观点还是革命派队伍中的学者，都更热心于政治活动，真正专心致志于史学者甚少。前述诸人，除夏曾佑有实际为半部的《中国古代史》外，梁启超、章太炎的史学，均呈现为有理论观点，但未成为思想体系；有单篇史著，但未产生专门史书的状况。因而资产阶级新史学不足以真正占领史坛。辛亥革命后，由于封建余孽和北洋军阀政治上的复辟活动，康有为等人在思想上的倒退变古宣传，以及首批资产阶级学者的颓唐落伍，旧史学一度回潮。于是有王先谦、叶德辉继续用史学来宣扬封建宗法思想，并仍然把史学当作经学的附庸。还有缪荃荪的《续碑传集》、闵尔昌的《碑传集补》、尚秉和的《辛壬春秋》、徐世昌的《清儒学案》、《大清畿辅列女传》等宗旨在“崇圣道”①，方法上“仍先秦、两汉治经之家法”②的著作一一产生，而属于新史学的理论和著作却处于不振。
尤其是在袁世凯支持下设立的清史馆，以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总裁（后改称馆长），延清柯劭忞、缪荃荪、王树枬、吴廷燮等百余人参加，内中除极个别人之外，全是清朝遗老和旧史学家。这些人多以遗臣自命，欲“用修史以报故君”，因而在修史之初就确定体例“不妨依据旧史”，在内容上采用于式枚、缪荃荪等在《谨拟开馆办法九条》中所说的“我大清定鼎二百余年，厚泽深仁，休养生息。上无失德之君，下无抗命之臣，固属前代稀有，而武功赫奕、拓土开疆、文教昌明，轶唐绍汉”的观点为宗旨，在1927 年北伐军进入北京前匆匆编印成《清史稿》。《清史稿》采摭资料丰富，史实较为赅备，有些资料也经过了一定辨别整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体例上创立了“交通”、“邦交”二志，“畴人”、“藩部”、“属国”三传，“诸臣封爵”、“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大臣”、“疆臣”、“藩部”等六表，反映清代社会生活和制度的新现象，为旧史所没有。但是《清史稿》极力赞颂清皇朝的统治，称其“顺天应人，得天下之正，古未有也”①，对清代历朝皇帝无不美化为可与尧舜禹汤相媲美；而对于有损清皇朝尊严的历史事实、暴政和对外战争失败，则曲意隐讳，诸如清主之祖原为明朝属臣、顺治初年的圈地、平定东南时的屠城、残酷的文字狱、慈禧与光绪的矛盾等，都运以煞费苦心的“曲笔”，甚至“削而不录”。该书尤其仇视各族人民的① 徐世昌：《清儒学案·凡例》。
② 王国维：《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
① 《清史稿·遗隐传序》。
抗清斗争和反清起义，甚至诋毁推翻了清皇朝的辛亥革命，藐视和反对民国。如称辛亥起义为“谋乱于武昌”，视辛亥革命中被革命军击毙的端方、赵尔丰、松寿为“慷慨捐躯”、“从容就义”，纪年时凡民国以后之事，均用干支或曰“越若干年”，以表示不奉民国正朔。《辛壬春秋》更明确地表示怀念清皇朝，偏袒立宪派，拥护袁世凯，仇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考古学的巨大进展考古学受到重视，始于清代的乾隆朝，从乾隆十四年到五十七年（1749—1792），廷臣受命编成《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共96 卷，记载北京内廷和盛京（沈阳）所藏古物80 种、4074 器，其中有文字者1290 件。自此实物考古之风渐起，到鸦片战争前夕，阮元作《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更引起官吏和学者个人考古之风。阮元以后，曹载奎、吴荣光、刘喜海、吴云、吴式芬、徐同柏、吴大澂、陆心源等人，于考金（铜器）、考石刻、考陶器、考印玺，均有专门的研究成果。其中如吴荣光的《筠清馆金石录》，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愙斋集古录》，孙诒让的《古籀拾遗》、《古籀余论》，陆心源的《奇觚室吉金文述》等，在考古学界颇具影响。
光绪末年，河南安阳和西北地区地下古物的出土，既造成了我国珍贵古物的遗失，也促进了考古学的巨大发展。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安阳小屯村殷墟发现殷人求卜用的大量甲骨，这些甲骨出土后归于王懿荣，王死于庚子之役后归于刘鹗。刘鹗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名以《铁云藏龟》出版。刘鹗发配新疆后收藏散失，加上河南商贾时以出土甲骨求售，日本考古学家乘机攫得一部分。同时的中国学者最先有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其后有叶玉森、董作宾、郭沫若、商承祚、金祖同等人从事甲骨文研究，孙诒让的《契文举例》是运用《铁云藏龟》考释甲骨文的最早著作。
甘肃敦煌东南三十里鸣沙山有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不仅多石刻、绘画，而且藏有六朝隋唐的经文写本。自宋初寺僧将藏经石室密封，不为人知将近千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修理石室，壁破书出，轰动学界。光绪三十二年（1906）英国人斯坦因（Mo Aural Stein）到新疆，次年五月到千佛洞，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