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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西方音乐比较看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特征—王次炤
主持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圣凯诺·世纪大讲堂。在刚刚过去的100年里，中国人的生活可谓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我现在要是穿着长袍马褂，您一定以为我是要演喜剧，但是我穿成这个样子，你会觉得很舒服、很正常，实际上长袍马褂才是我们祖先的服饰，而西装革履不过是舶来品。服饰如此，音乐也是如此，而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经常听到的音乐早已不是我们祖先的声音，那我们祖先的音乐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主持人阿忆给大家请来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王次炤教授，由他给我们来上一课。王教授是何许人也呢？我们看一看他的介绍。
主持人：院长好！
王次炤：你好。
主持人：在正式由您给我们带来讲演之前我还有一些问题要问您，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您。我们知道中央音乐学院的第一任掌门人是马思聪先生，跟老校长比较起来，您跟他的治校方针有什么区别吗？
王次炤：我们学校的传统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没变化，就是一个非常开阔的学术视野，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发展我们的音乐教育。但是因为时代在变化，与时俱进嘛，必然有些新的治学方式，因为在当今的时代，教育，它面临着社会和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所以我们在教育观念上也做了些调整。要面向我们的社会，高精尖人才是需要的，但是我们整个国民的音乐教育，实际上是我们高精尖人才培养的基础。因为我们看到，当前我们音乐教育整体的，就是国民音乐教育，基础的音乐教育还是比较落后。
主持人：为什么马思聪先生，他当时没有提出这个方针呢？当时的音乐人才比现在还少，传授基础音乐知识应该更多。
王次炤：这也不是马思聪先生的问题，因为中央音乐学院建院的初衷就是这样，宗旨很清楚。所以它（学院）应该为我们的国家培养一些重要的高级人才，这个任务是很明确的。
主持人：有这个明确的任务，就造成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现象，您看七十年代以前，我们知道刘诗昆、殷承宗、瞿希贤，他们都是在国际上得过大奖的，八十年代后，我们就听说过谭盾、迪里拜尔、还有吕思清他们都得了大奖。我们办这个学校，就是为了培养这种人才，让他们在国际上得奖，把自己的学校变成一个得奖专业户。
王次炤：其实我们现在得奖人还是很多的，最近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节比赛，两个，一个是成年人的比赛，在莫斯科举行的。在四项比赛当中，我们有三项比赛取得了前三名。那么刚刚结束的在厦门举行的柴可夫斯基青少年音乐比赛，我们又有两项，就是小提琴和大提琴都取得第一名，而且大提琴第三名也是我们的学生。所以现在还是很多，尽管我们办学的思想有一点调整，但是我们培养高精尖人才依然没变化。
主持人：您刚才说的是为国家，也是为我们国家培养高精尖人才，但是这些人基本全在欧美住着。
王次炤：那倒是，我们现在毕业生有40％以上出国了。
主持人：得问一句其他记者也经常问的话，就是您作为第六代的音乐学院的院长，听到这么多，前前后后这么多人在国际上得了大奖以后就跑到国外去居住，哪怕未来有一天他可能回来，但是这段日子他不在，不心酸吗？
王次炤：我觉得文化它应该是很开阔的，本身就是很开阔的。中国人在国外他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能够成为一员，我觉得也是，国际音乐舞台成为一员也是非常光荣的事情，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光荣。另外，我想有各种原因，出国是有各种社会背景在里面，因为我们现在中国的文化生活和文化建设正在发展过程中。我想随着我们经济发展以后，文化建设一定会在国际上，也是会很有影响的，我想那个时候，回来的人会更多一点。
主持人：第一是眼光很开放，第二是眼光很长远。开放，是无所谓，他们在哪儿都无所谓，他们毕竟是中国人，为我们国家得到过奖。长远，是将来好了，他们一定会回来。咱们为院长这种胸怀鼓一次掌。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由院长给我们带来他的讲演，这个讲演的名字非常长，我给大家念一下，叫“从东西方音乐比较看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特征”。好，有请。
王次炤：同学们好，非常高兴能够和人民大学的同学在一起，今天我讲的题目比较长，从这个题目可以看出实际上是两个问题。前一半问题是“中西音乐比较”，这是在我们的音乐史学，音乐学的研究当中也是个非常大的课题，应该说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在这儿呢，我只能是大概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后面的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特征”，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课题，我这儿也只能是概要的，通过我自己的理解来做一个介绍，所以今天与其说是做讲座，还不如说是跟大家做交流。
音乐它有几个方面需要我们去理解、去介绍。首先是它的结构。音乐结构和其它艺术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它是在一个时间过程中展示的，但是就中西音乐来说呢，它的展示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就是“调式”和“调性”的差异，也就是实际上是一个横向的音和音之间的关系。所谓“调”，它实际上是音和音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音列的一个基本的特征。那么这在中国音乐也好，西方音乐也好，都是非常讲究，而且对于音乐创作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再一个是“和声”，所谓“和声”就是几个声音同时发响，这个“和声”作为西方音乐来说，西方音乐思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假如没有“和声”的思维，西方很多音乐，它存在的价值就比较弱，但是对中国音乐来说呢，它又是另外一种情况。
还有一个所谓“复调”，“复调”就是相对旋律来说，旋律就是单声部，“复调”就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旋律同时进行，构成了多声部的一种进行方式。
下面我们分别来看，先看看中西音乐结构的比较，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曲式、“曲式结构”的差异。一般来说，西方音乐的结构呢，它是具有逻辑性，它是建立在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所以我们说西方音乐它富有哲理也是在这儿。中国音乐呢一般说是，它是一种散体性的结构，它不追求内在的一种张力，而是更多考虑的是一种自然的融入。所以它展现的形式，它在形态上来看，主要是体现在一种多段连缀原则，是一段一段的，它不会是翻来复去的或者讲究材料之间的关系，它不是在这种关系当中进行的，而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流露，这是一般这么理解。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西方的，就是欧洲音乐的“曲式结构”的特点。在欧洲音乐当中，最高的曲式形式在座的同学都可能会知道，就是“奏鸣曲式”。那么我们如何去衡量这部作品是否构成交响乐这个概念、这个体裁，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在这部作品当中必须要有一个乐章是要用“奏鸣曲式”来写的，为什么呢？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道理来，因为“奏鸣曲式”它本身的结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对立统一。用一句非常形象的话来说，“奏鸣曲式”它是建立在矛盾的提出、矛盾的激化和矛盾的解决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当中，所以这样一种结构就比较容易体现一种戏剧性，或者是某种哲理的一种含义。所以说，交响乐它的结构原则之一就是其中有一个乐章必须要用“奏鸣曲式”来写。西方“奏鸣曲式”的逻辑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呈示部，呈示部里头有两个主要主题，一个主题是主部主题，一个是副部主题。这两个主题，它必须要建立在对比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对立性的主题。那么这个对立是通过两个因素来建立的，一个是材料的对比，不同材料。比如说我们将要听的一段就是柴可夫斯基《第六“悲怆”交响乐》第一乐章，它的主部主题是一个材料，是焦躁、不安的这么个主题，那么它的副部主题是比较抒情的，显然就是这两个主题在材料上是不一样的。除了材料以外，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奏鸣曲式”当中必须要有“调性”的对比。比如主部，它是建立在某一个调上，副部必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