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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的1978年6月，哈洛德和我结婚了。婚礼那天，我们把车子藏在朋友的停车场以避免有人开例行玩笑。在婚后，当我的丈夫开车载我们到威斯康辛度蜜月时，我拿了车内的枕头好靠着休息。这个枕头塞得鼓鼓的，我打开套子发现了一个礼物，用婚礼的包装纸裹着。
我以为那是哈洛德给我的惊喜，但他跟我一样惊讶。盒子里是那件新熨好的黄衬衫。
我的母亲知道我需要那件衬衫，提醒我由爱调味的幽默感是快乐婚姻的重要元素。在口袋里放着一张指示：“读约翰福音书14章27节到29节。我爱你们，妈。”
那个晚上我翻开了旅馆房间内的圣经，发现了这样的诗篇：“我给你们一个礼物：头脑与心灵的和平。我给你们的和平不像这世界上所谓的和平那样不堪一击。所以不要烦恼，不要害怕。记得我告诉你们的：我走了，但我会再来到你们面前。如果你们真的爱我，你们会为我感到欣喜，因为现在我要回到天父那儿，它比我伟大。在这些事发生前我已经把这些事告诉过你们，所以当它们发生时，你们会信我。”
这件衬衫是妈最后的礼物。
她在我们婚礼前3个月就得知她患有末期肌肉萎缩硬化症。13个月后她去世了，享年57岁。我必须承认我很想让这件黄衬衫陪伴她一起进坟墓。但我很高兴我没那么做，因为它是一个鲜明的纪念，纪念她和我玩了16年的爱的游戏。
此外，我的大女儿现在已经上大学了，她读的是艺术……每个艺术系学生都需要一件有大口袋的宽松黄衬衫好上艺术课程！
（派翠西亚·罗伦兹）
礼物
每个人都有他个人的神秘世界。这世界有它最美好的时节，这世界也有它最可怕的瞬息。可是这都不会为我们所知悉。
——叶甫图中柯
“爷爷，请来这边吧！”我说，我知道他做不到。在积满灰尘的厨房窗口透进来的苍白光线中，他在有靠垫的塑胶椅子上坐得笔直的，把厚重的手放在合成树脂的桌子上，视线越过我落在墙壁上。他是一个粗鲁、暴躁的旧式意大利乡下人，有一连串在事实上和想象上都受到伤害的旧日记忆。当他想要生气时，他就发出一声咕噜声。现在他就给我一个咕噜声表示：“不！”
“来吧，爷爷。”我6岁的妹妹凯莉乞求，“我要你到这儿来。”她比我年轻21岁，是我们家中最晚来的闪亮成员，“我将会为你做你最喜欢的饼干。妈说她会教我怎么做。”
“为了感恩节，看在上帝的份上，”我说，“4年来你都没有和我们一起吃晚餐。你不认为现在是重新开始的时候了吗？”
他瞪着我，蓝眼睛中闪烁着把这个家庭震慑了多年的愤怒之色，除了我以外。不管怎么说，我晓得他。也许是因为我分享他的孤独胜于我对他承诺的关注，我也和他一样衲于表达情感。不论理由是什么，我知道他心中的感觉。“父亲的罪会降临在他们的儿子身上”，有人这么说，没错，许多痛苦的发生，是因为每个男人都在他还没长大到可以决定要不要前就收到了错误的礼物——男子气概误导的概念，外表坚强，内心无助。也因此这些年来间隔在祖父和我之间的距离已无法丈量。
凯莉继续唠唠叨叨说着，企图说服他，她并不知道成功的机会渺茫。
我站起身来走到窗边，凝望他的后院。在冬日的光线中，乱蓬蓬的花园丛生着纠结的野草和藤蔓。从前祖父在那儿创造过奇迹——那或许是他不能控制他本性的代替品。在祖母死后，他就让花园自生自灭，对他自己更是如此。
从窗口转身，我悲哀地打量着他。从他突出的下巴到他壮硕又粗糙的双手，他的一切反映出他艰辛的一生：从13岁开始工作，在经济萧条时期饱受失业的屈辱，在特雷顿采石场做了数十年的苦力。他的生活并不容易。
我吻了他的颊。“爷爷，我们现在该走了，如果你决定来我会来接你。”
他像石像一样地坐着，两眼直瞪前头，吸着他的老烟斗。
几天后，凯莉向我要爷爷的住址。
“做什么？”我问。
她将一张信纸整齐地折好放进蓝信封里。“我要送他一个礼物，我自己做的。”
我把住址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她，让她记下来。她写得很慢，努力地把每个字母和数字都写得工工整整。写完后，她放下铅笔，坚定地说：“我要自己寄。你带我到邮筒去好吗？”
“待会儿，好吗？”
“我要现在做嘛，拜托！”
我们这样做了。
感恩节那天我被面酱的香味弄醒。妈正在准备她特殊的晚餐，有意大利小馄饨、火鸡、甘蓝菜、甘薯、越曼橘酱等传统意大利和美国菜的混合组合。
“我们只需要准备4个人的位置，凯莉。”我走进厨房时她这么说。
凯莉摇头：“不，妈，我们有5个人，爷爷会来。”
“噢，亲爱的！”妈说。
“他会来，”我妹妹肯定地说，“我知道他会。”
“凯莉，别说了。他不会来，你知道的。”我不想看到她这天的兴致被失望击垮。
“约翰，随她去。”妈看着凯莉，“就多放一个人的餐具吧。”
爸从客厅走进来。他站在门口，手插在口袋里，看凯莉在摆设餐桌。
我们终于坐下来准备吃晚餐了。大家沉默了一晌，然后妈看着凯莉说：“我想我们可以开始了吧，凯莉？”
我妹妹看着门。然后低下了头喃喃自语：“请保佑我们啊！上帝，和我们所要吃的食物。并请保佑祖父……帮忙他快点。谢谢上帝！”
我们互相瞄了一眼，在沉默中坐着，没有人想以开始用餐来遮掩因祖父缺席而使凯莉失望的事实。大门旁的时钟滴滴答答地响着。
忽然间好像有人敲了门。凯莉跳下椅子跑到大门口。她飞快地打开门大叫：“爷爷！”
他穿着他仅有的发亮的黑西装，站得直直的，一手把软呢帽压在胸前，一手晃着一个棕色的纸袋。
“我拿果汁来。”他拿着袋子这么说。
几个月之后，祖父在睡梦中平静地去世了。清理他的抽屉时，我发现了一个蓝色信封，里头有一封折好的信，上面是一幅孩子的画——一张围着5把椅子的餐桌。有一把椅子是空的，其他的椅子上贴着标示为妈妈、爸爸、约翰和凯莉的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画了一颗心，每一颗心的中间都有一个锯状的缺口。
（约翰·卡特那奇）
她记得
欢乐和痛苦从来就是一体。
——吉皮乌斯
我妈是你能遇到的人中最体贴、最好心肠的那一种。她生性开朗而口齿清晰，愿意为别人做任何事。我们的关系很亲密。但她的脑部因受到老年痴呆症的摧残，意识也渐渐不清楚了。10年前她就这样慢慢离开我们。对我来说，那是一种持续性的死亡，一种逐渐式的逝去和一个经常沉浸在悲哀中的过程。虽然她几乎失去了自理能力，她至少还认识她身边的家人。但我知道连最后这个能力也将改变的那一天终究会来。两年半前，那天真地来临了。
我的父母几乎每天都来看我们，共享快乐时光，但忽然间我们失去了这样的联系。我的母亲不再认得我是她的女儿了。她会告诉我爸说：“噢，他们真是好人！”我竟变成“好邻居”中的一员。当我拥抱她道别时，我会闭起眼睛想象她还是几年前的那个妈妈。我会沉浸在36年来每一种贴心的感动中——她温暖的身体、她的拥抱和她独特的温柔与甜蜜的气味。
这种病并非是我难以应付与接受的，我正渡过生命中最难熬的时光，特别感到需要母亲。我为我们俩祈祷，并在祷告中表明我是多么需要她。
仲夏的某个下午，当我在准备晚餐时，我的祷告应验了，我十分诧异。那时我的父母和丈夫正在外头天井边，我的母亲忽然跳起来，像被闪电击中一样。她跑到厨房，轻轻地从后头抓我，让我转过身来。她的眼睛中神智清醒，似乎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泪光盈盈、充满感情地问我，我是不是她的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