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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款则有增无减，意外之举，尚不暇论。而彼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款未清，后款又来。以斯民有尽之脂膏，填彼族无穷之欲壑。剜肉补疮，肉将尽而疮更剧，抱薪救火，薪将竭而火更燃。中国将来必无可筹之饷，此势之不可者四。长白鸭绿为祖宗发祥钟灵之地，黑龙江吉林等省，为国家植根归宿之区，地利最多，民气亦厚，当此强邻环伺，正宜乘时经略，加意保全，较之台湾尤关紧要。一旦辽东为倭所有，则俄自北侵，倭从南袭，不数年内，其民与地，皆将折而入于俄与倭，东三省全境之危亡，可立而待。且京外八旗人民，既不谋生，又不习斗，一朝有事，而东三省已不能归，退则为倭寇所草菅，进则为乱民所蹂躏，中国将来，必无可保之旗民，此势之不可者五。台湾一省，饶富著称，近来文教振兴，更已变椎鲁为衣冠，进侏儒于礼乐。其士民皆爱君亲上，好义急公，而林维源身为民望，官列京朝，势不能以家委敌。况彰义之名，出自纯皇帝所赐，台人固必思义而顾名，皇上又乌可数典而忘祖。至于辽东之为丰沛乡里者，更无论矣。民情何常之有，亲之则亲，疏之则疏，向之则向，背之则背，虽厚泽深仁，已泱于祖宗之世，而先畴旧德，不保于孙子之朝，恐未免兆姓寒心，四方解体。倭既据我内地，且将取我民心，以利诱之，而桀黠者，必为倭爪牙，以威迫之，而驽弱者必为倭鱼肉，行见流民无所依归，而西晋雄特之祸起，奸民相与勾结，而嬴秦胜、广之变生。驱鱼为渊，瞻乌谁屋，中国将来必无可固之民，此势之不可者六。以上各节，不过据臣所私忧窃虑，粗举大端，而其祸变相寻，尚有不胜枚举者。
以言理之是非则如彼，以言势之利害又如此，大约稍有心肝之人，皆必不肯为之，稍有知识之人，皆必能见及之。而不谓渥蒙国恩，深悉时务之李鸿章，竟悍然不顾，冥然罔觉，行人之所不肯行之事，出人之所不忍言。臣前见李鸿章行事，不慊人心，疑其别有苦衷，代为原谅，直至今日，始灼然有以知其心术出之之幻，而得其罪状之真。所谓臧孙纥虽曰不要君，吾不信，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者。恐宋臣秦桧，明臣仇鸾之奸，尚未至此也。且辽东、台湾并割予倭，臣以为穷倭之兵力，不能及此，充倭之始愿，亦未尝及此。如其兵力能及此，则何不径取辽沈以索登莱，径取台澎以索闽厦，囊括席卷，彼岂有所恤而不为。如其始愿尝及此，明知辽东一索可得，何必以全力攻牛庄，明知台湾一索可得，何必以全力攻澎湖，是其情形，已可概见。不谓有李鸿章焉为虎作伥，教猱升木，于是倭不啻取怀而予，操券以偿。盖倭力不及此，而李鸿章之力能及此，倭愿不及此，而李鸿章之愿早及此矣。抑微臣更有不忍言，又不忍不言者。李鸿章之奸，尚不及其子李经芳之甚。李经芳前充出使日本大臣，以己资数百万，借给倭人购船饷，其所纳外妇，即倭主睦仁之甥女，其奸诈险薄，诚不减蔡京之有蔡攸、严嵩之有严世蕃。假使凭依城社，窃据津涂，张邦昌、刘豫之事，不难立见。我朝贻谋之远，立法之善，为前古所未有。当此之时，而欲以岛夷入主中国，以人臣攘执大阿，盖亦戛戛乎难之！不图天地跃金，阴阳铸错，于倭生一睦仁，于中国生一李经芳，以权奸为丑虏内助，而始有用夷变夏之阶，以丑虏为权奸外援，而始有化家为国之渐。俱成头角，各长羽毛，腐木虫生，霜寒冰至，今日此事，尤为中国污隆，本朝兴替一大关键。微臣悲河江之日下，痛沧海之横流，所为涕泗汛澜，而不能自己者也。
虽然，李鸿章敢于犯天下之不韪，欺朝廷以其方者，窥见皇太后皇上与诸臣畏倭之心，而后藉词保京，反自托为忠爱之忱，以巧遂其奸欺之诈也。在李鸿章固以为舍己别无他人，舍此别无他策。微臣不揣冒昧，窃于此策之外，为朝廷敬画二策焉。伏揣朝廷畏倭之心，不过以明为鉴。不知明之亡，不亡于边患，而亡于流寇，不亡于讳言和，而亡于讳言迁。夫国君死社稷，乃指诸侯而言，若天子以四海为家，何代不有迁移之事。明之君臣，不通古今，昏愦纷呶，以至亡国。如早迁都江南，国尚可存。我朝法度修明，湛恩汪，既非明政不纲，加赋召乱者可比。一统金瓯，处处完善，既无流寇之祸，仅有海邦之忧，又非明之天下糜烂，无地图存者可比。惟以海禁大开，形势久异。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此而迁，又何所讳。宅中建极，莫若太原五台，经累朝巡幸，供列圣御容，行宫尚存，盛轨可溯，其善一。京师千里之程，十日可达，往来迅速，进止从容，其善二。土厚水深，人民殷富，其善三。兵精马健，风气劲强，其善四。河汾太原表里山川，其善五。平阳安邑步趋虞夏，其善六。而太行起天下之脊，冀州居天下之中，我能往彼不能来，尤足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去年十二月微臣在都，曾以此议条陈，未获上达天听。若当日早定大计，则此时八方风雨，三晋云山，业已高屋建瓴，神京巩石。砥方隅而镜寰海，砺泰山而黄河，何至廑宵旰之焦劳，患畿疆之危逼哉！然投鼠忌器，此后方多，则亡羊补牢，及今未晚。与其以二万万借盗赍粮，而和归海外，何如二万万营都充饷，而利在国中。此微臣所画一策，曰迁者是也。
又揣朝廷畏倭之心，不过以犯京为虑。不知倭力果能犯京，何待今日？岂于去年京师无备之时，不敢来犯，而今年于京师有备之时，反敢来犯者。且倭人进兵，不外水陆两途，由辽沈进兵，则尚有依克唐阿长顺裕禄唐仁廉在，由锦州进兵，则尚有宋庆魏光焘等在，由榆关进兵，则尚有刘坤一及余虎恩熊铁生诸将在，由津沽南北进兵，则尚有王文韶聂士成曹克忠等在。即使内犯京畿，亦尚有程文炳董福祥在，而诸臣等亦莫不在。倭兵尽如鬼神，岂竟不由关津经过，而飞入京师耶？我兵未必尽属痴聋，岂竟任其飞入京师，而毫无闻见耶？微臣逆料倭人，必不能犯京，其故有四，请略举其日军事证之，以释朝廷疑虑之端。一曰倭人不能攻坚。我所失之地皆瑕也，非坚也，惟旅顺威海可谓之坚。然旅顺之失，以守将争逃，威海之失，以海军不战，且一由皮子窝，一由落风港，均系蹈瑕乘虚，抄后而入，不敢直犯当前。盖其兵饷最重，精锐无多，护惜锋瓦芒，每虞伤损，肉薄攻坚，决无此事。观于聂士成之守坚，而彼不敢犯摩天岭，裕禄徐庆璋之守坚，而彼不敢犯辽沈，唐景崧刘永福之守坚，而彼不敢犯台湾，况畿辅为我最坚之地，而彼敢轻于尝试乎？此其不足虑者一。一曰，倭人不能持久。越国图远，糜饷劳师，多一日则多一日之粮，少一兵则少一兵之用。倭至今日，黔驴之技已穷，骑虎之势难下，左支右绌，外强中干久矣。夫以中国之地大物博，饷足兵多，尚以旷日持久为忧，蕞尔之倭，更何能堪！试观其弃威海而不留，攻台湾而即退，不能持久，亦复可知，此其不足虑者二。一日倭人不能疾驱。考倭之军制，皆效德国陆操，步武整齐，纪律严肃，诚有足多，而辎装繁重，行走。甚迟，以之持重则有余，以之疾驱则不足，视中国之卷甲衔枚。一日夜可行二三百里者，实有长短优劣之殊。观于此次牛庄之战，倭由间道甫至牛庄，曾未多时，而李光玖闻警，后发之兵，亦已踵至，吴大澄由田庄退至双台子，亲军仅数十人，距敌仅数十里，若使倭能疾驱，非但我军噍类无遣，即宁锦亦恐相随不守，而倭竟不能，岂独于京师，能疾驰数百里耶？此其不足虑者三。一曰倭人不能深入。夫以无援之军，不继之饷，而入最深之地，犯极厚之兵，是必有进无退，有死无生而后可。抄掠剽忽，不顾其后之贼，或能为之，而倭人固未能出此。如其出此，则必用全力掷孤注，行险徼幸。而自津至通一线，长途两旁皆水，沿途一带皆有重兵，程文炳董福祥可以抵御于前，聂士成曹克忠可以合围于左右，刘坤一率领诸将，可以追蹑于后，彼非深入送死而何？且彼之兵力有限，既以全力犯我，则其后路必虚，独不畏取朝鲜而袭广岛耶！观其得荣城文登而不敢深入山东，得海城牛庄而不敢深入奉锦，又何能越关津畿辅，而深入京师，此其不足虑者四。又况魏光焘坚固不摇，李光玖奋勇敢战，牛庄虽败，而杀伤倭人亦足相当。倭见湘军人敢死，竟不敢再过雷池一步。诸将领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