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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者中国幅员百里，人民数百兆，天下之人，举皇皇然若有不终日之势。问其何故，则必以为欧洲各强国之阻力也。从大至小，无论何事，考其情状，无不见屈于西人。谓为阻力，诚阻力也。然试思此阻力之何以行于吾土，而吾竟无抵力哉？则知吾中国有离心力之故也。夫离心力者，非权臣内奸，外藩跋扈，士民朋党，大盗移国之谓也。盖此数者，虽可使玉步迁移，神州板荡，势浪所及，或数十百年而后已，然其先必有数十人或数百人，同一心志，生死不渝，而后能成滔天之祸，其后则杀人既多，祸机渐弭，亦终有小康之一日，必不至无声无臭，全种沦胥。故仅可谓为阻力，而非离心力也。然则离心力之情状何如？其情状之可见者，朝野安，除外佞之外，晏然无事，野无盗贼，即偶有，亦旋擒搜荡平之。士林无横议，布帛菽粟之谈，远近若一，即有佻达，亦其小小。朝士彬彬，从容文貌，威仪繁缛，逾于古初。听天下之言，无疾言也；观天下之色，无遽色也；察天下之行事，无轻举妄动也。而二万里之地，四百兆之人，遂如云物之从风，夕阳之西下，熟视不见其变迁，逾时即泯其踪迹，其为惨栗，无以复逾。究其本原，其细已甚。
尝谓欧人之富强，由于欧人之学问与政治。当吾声光电化动植之学之初发端时，不过一二人以其余闲相讨论耳。或蓄一炉一釜，凡得金石，举加热以察其变化；或揉猫皮，擦琥珀，于风筝，以玩其相吸；或以三角玻璃映日以观其采色；或见水化汽时，鼓动其汽之盖，而数其每时之动；其尤可笑者，或蓄众微虫而玩之，或与禽兽同卧起以觇之。其始一童子之劳，锲而不舍，积渐扩充，遂以贯天人之奥，究造化之原焉。以若所为，若行之中国，必群目之曰呆子。天下之善政，自民权议院之大，以至洒扫卧起之细，当其初，均一二人托诸空言，以为天理人心，必当如此，不避利害，不畏艰难，言之不已；其言渐著，从者渐多，而世事遂不能不随空言而变。以若所为，若移之中国，又必群议之曰病狂。其菲薄揶榆，不堪视听，或微诃婉讽，或目笑不言，始事者本未有心得之真，观群情如此，必自疑其所学之非，而因之弃去。故不必有刀铲之威，放流之祸，仅用呆狂二字，已足沮丧天下古今人林之进境矣。人材既无进境，则教宗政术，自然守旧不变，以古为宗。夫数千年前人所定之章程，断不能范围数千年后之世变，古之必敝，昭然无疑，更仆难终，不能具论。综其大要，不过曰，政教既敝，则人心亦敝而已。人心之敝也，浸至合群之理，不复可言，不肖之心，流为种智，即化人之善政，而我以不肖之心行之，既有邪因，必成恶果，守旧之见，因之益坚。
当斯时也，游于其野，见号为士者，习帖括，工摺卷，以应试为生命。当其应试，偶不如志，哗然称罢考。已而有贱丈夫焉，默计他人皆不应试，而我一人独应之，则利归我矣，乃不期然而俱应试如故。行于其市，实业之学不明，商情日棘，亦尝奋然曰齐行。乃又有贱丈夫焉，默计他人如彼，而我阴如此，则利归我矣，乃不期然而行之不齐如故。及观乎其朝，则今日之卿大夫，即士子帖括之所换，市贾金钱之所买者也。当其少年，本无根蒂，一行作吏，习气益深，陈力就列，所治之事，彼此不相知，各凭私见，以为独断。若国之内政，无往非伪，以伪应伪，无从证其是非，但见事事合例而已。及猝有外交之事，则本无例之可援，万不能以己之伪，应他人之真，遂不得不互相推诿，互相蒙蔽，直至其事已临不能再缓之限，乃以一二志气颓唐，本无学问，而又互相猜忌之人，凭其影响之见闻，决以须臾之意见。其体愈要，则其见闻之来历，转展愈多，故其影响亦愈甚，而差谬愈远焉。此局一成，局中即有明哲人，亦必随俗迁流，无能为役。盖明知一立异同，则其身不能一日安，于事毫无所补，不如故回翔以待之也，而此待遂千古矣。今日中西人士论中国弊政者，均沾沾以学校、官制、兵法为辞，其责中国者，何其肤廓之甚哉！
夫中国之不可救者，不在大端，而在细事，不在显见，而在隐微。故有可见之弊，有不可见之弊，有可思及之弊，并有不可思及之弊。蒙等生长乡闾，见闻狭隘，三途六道，千诡万变，无由得知，仅就平日所闻于朋友者，事已若此。此病中于古初，发于今日，积之既久，疗之实难。无以名之，名之曰离心力而已。夫中国实情，其或有不止于此者乎？或有不若此之甚者乎？非所知也。
○论中国分党
《论语》称“君子不党”，已以党义为非。屈原赋始用“党人”为指斥之辞。而东汉之季，乃有党祸。自是以后，唐之牛李，宋之蜀洛，明之东林，几代代有之，而与国家存亡相终始。近数十年，与欧美相通，乃知西人亦有类乎党者，如英之保党、守党，法之民党、王党，日之宪政党、自由党之类，不可悉数。此等之党，与中国昔时之所谓党者不同，不过译人偶以“党”称之耳。中国之所谓党者，其始由于意气之私，其继成为报复之势，其终则君子败而小人胜，而国亦随亡。其党也，均以事势成之，不必与学识成之也，故终有一败而不能并存。西人之党，则各有所学，即各有所见；既各有所见，则无事之时，足以相安，乃有所藉手，则不能不各行其意而有所争于其间，其所执者两是，则足以并立而不能相灭。此中西各党之不同也。由前之说，则有今昔之殊；由后之说，则有中外之别，均不足以例今日。最后则知高丽有守旧、维新两党，此为支那言守旧维新之始。然其时支那之人，旧者太多，新者太少，无从分党。自甲午以后，国势大异。言变法者稍稍多见，先发端于各报馆，继乃昌言于朝，而王大臣又每以为不然，于是彼此之见，积不相能，而士大夫乃渐有分党之势矣。西人见此，遂遽以为支那人本有三党：守旧党主联俄，意在保现存之局面；中立党主联日，意在保国以变法；维新党主联英，意以作乱为自振之机。此言也，出于西人之口，骤闻之颇似别白极真者，然深思之，甚为不然。意此不过西人以其国家之情形，臆度支那之情形耳。而支那之实情，实不若是也。试条辨之。
西人所谓维新党者，盖即指孙文等而言。西人之许可孙文，别无深意，因谋叛之罪，彼律甚轻，孙文之为其教中人，尝□□欲行其教于中国，以此之故，西人许之，非实见其人之□□也。而孙之为人，□□□□，□□□□，粤人能言之者甚多。□□□□，□□□□，□□□□，盖已无疑。即英人前在伦敦报馆之辨论，不过自保其国权，与孙文无涉焉。如此，则彼所谓之维新党，不能成其党也。
西人所谓中立党者，即支那现所称之维新党，大约即指主变法诸人而言。支那此党之人，与守旧党者，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且此党之中，实能见西法所以然之故，而无所为而为者，不过数人；其余则分数类：其一以谈新法为一极时势之妆，与扁眼镜、纸烟卷、窄袖之衣、钢丝之车等，以此随声附和，不出于心，此为一类；其一见西人之船坚炮利，纵横恣睢，莫可奈何，以为此之所以强也，不若从而效之，此为一类；其一则极守旧之人，夙负盛名，为天下所归往，及见西法，不欲有一事为彼所不知不能也，乃举声光化电之粗迹，兵商工艺之末流，毛举糠比，附会经训，张唇植髭，不自愧汗，天下之人，翕然宗之，郑声乱雅，乡愿乱德，维新之种，将为所绝，此又为一类。之斯三者，有维新之貌，而无维新之心者也。如此，则彼之所谓中立党，不能成党也。
若夫至不称其名者，莫如守旧党。既称守旧，则必有旧之可守。所谓旧者，支那立国数千年，今虽不及欧美之盛，然亦非生番黑人也，盖亦必有道矣。真能守之，当有可观。乃今日守旧之人，问以七略九流之家法，不能知也；课以三千年之朝章国政，不能举也；责以子臣弟友纲常名教之职，不能践也。且旧学之至大至要者，莫如五伦，此旧党所援以攻新党者。今观旧党，有父母之丧，则苫块所颦蹙，朋友所慰藉，其所言者，不曰某科不能考，即曰某缺不能补而已，无他言焉。此无足怪，盖其所患者，惟此三年中不能应试，不能做官，为实祸耳。至其饮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