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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像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骑驿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南方学派之思想，本与当时封建贵族之制度不能相容，故虽南方之贵族，亦当奉北方之思想焉。观屈子之文可以征之。其所称之圣王，则有若高辛、尧、舜、禹、汤、少康、武丁、文、武，贤人则有若皋陶、挚说、彭、咸（谓彭祖、巫咸，商之贤臣也，与“巫咸时夕降兮”之巫咸，自是二人。列子所谓郑有神巫，名季咸者也、）比干、伯夷、吕望、宁戚、百里、介推、子胥，暴君则有若夏□、羿、浞、桀、纣，皆北方学者之所常称道，而于南方学者所称黄帝、广成等，不一及焉。虽《远游》一篇，似专述南方之思想，然此实屈子愤激之词，如孔子之居夷浮海，非其志也。《离骚》之卒章，其旨亦与《远游》同，然卒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九章》中之《怀沙》，乃其绝笔，然犹称重华、汤、禹。足知屈子固彻头彻尾抱北方之思想，虽欲为南方之学者，而终有所不慊者也。
屈子之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其廉固南方学者之所优为，其贞则其所不屑为，亦不能为者也。女Ч之詈、巫咸之占、渔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学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动屈子，而知屈子者，唯詹尹一人。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有一日之知遇，被疏者一，被放者再，而终不能易其志，于是其性格与境遇相得，而使之成一种之欧穆亚。《离骚》以下诸作，实此欧穆亚所发表者也。使南方之学者处此，则贾谊（《吊屈原文》）、扬雄（《反离骚》）是而屈子非矣。此屈子之文学所负于北方学派者。
然就屈子文学之形式言之，则所负于南方学派者抑又不少。彼之丰富之想像力，实与庄列为近。《天问》、《远游》凿空之谈，求女谬悠之语，庄语之不足而继之以谐，于是思想之游戏更为自由矣。变《三百篇》之体而为长句，变短什而为长篇，于是感情之发表更为宛转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学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开之，然所以驱使想像而成此大文学者，实由其北方之肫挚的性格。此庄周等之所以仅为哲学家，而周秦间之大诗人不能不独数屈子也。
要之，诗歌者，感情的产物也。虽其中之想像的原质（即知力的原质）亦须有肫挚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后此原质乃显，故诗歌者，实北方文学之产物，而非儇薄冷淡之夫所能托也。观后世之诗人若渊明、若子美，无非受北方学派之影响者，岂独一屈子然哉，岂独一屈子然哉！
○自序一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犬马之齿，已过三十。志学以来，十有余年，体素羸弱，而不能锐进于学。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故十年所造，遂如今日而已。然此十年间，进步之迹，有可言焉。夫怀旧之感，恒笃于暮年；进取之方，不容于反顾。余年甫壮，而学未成，冀一篑以为山，行百里而未半。然举前十年之进步，以为后此十年、二十年进步之券，非敢自喜，抑亦自策励之一道也。
余家在海宁，故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骈文、散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学者。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之，亦不能专力于是矣。二十二岁，正月始至上海，主《时务报》馆任书记校雠之役。二月，而上虞罗君等私主之东文学社成，请于馆主汪君康年，日以午后三小时往学焉，汪君许之。然馆事颇剧，无自习之暇，故半年中之进步，不如同学诸子远甚。夏六月，又以病足归里，数月而念念而复至沪，则《时务报》馆已闭。罗君乃使治社之庶务，而免其学资。是时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人、田冈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君之文集中，有引汗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顾文半睽隔，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次年，社中兼授数学、物理、化学、英文等，其时担任数学者即藤田君。君以文学者而授数学，亦未尝不自笑也。顾君勤于教授。其时所用藤泽博士之算术、代数两教科书，问题殆以万计。同学三四人者，无一问题不解，君亦无一不校阅也。又一年而值庚子之变，学社解散。盖余之学于东文社也二年有半，而其学英文亦一年有半。时方毕第三读本，乃购第四、第五读本，归里自习之。日尽一二课，必以能解为度，不解者且置之。而北乱稍定，罗君乃助以资，使游学于日本。亦以从藤田君之劝，拟专修理学，故抵日本后，昼习英文，夜至物理学校习数学。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归国。
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而此时为余读书之指导者，亦即藤田君也。次岁春，始读翻尔彭之《社会学》及□文之《名学》海甫定《心理学》之半，而所购哲学之书亦至，于是暂辍《心理学》而读巴尔善之《哲学概论》、文特尔彭之《哲学史》。当时之读此等书，固与前日之读英文读本之道无异。幸而已得读日文，则与日文之此类书参照而观之，遂得通其大略。既卒《哲学概论》《哲学史》，次年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是岁前后读二过。次及于其《充足理由之原则论》、《自然中之意志论》及文集等，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学之批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关键。至二十九岁，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于汗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及美学。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恃处而已。此则当日志学之初所未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藉者也。此外如洛克、休蒙之书，亦时涉猎及之。近数年来为学之大略如此。
顾此五六年间，亦非能终日治学问，其为生活故而治他人之事，日少则二三时，多或三四时。其所用以读书者，日多不逾四时，少不过二时，过此以往，则精神涣散，非与友朋谈论，则涉猎杂书。惟此二三时间之读书，则非有大故，不稍间断而已。夫以余境之贫薄而体之孱弱也，又每日为学时间之寡也，持之以恒，当能小有所就，况财力精力之倍于余者，循序而进，其所造岂有量哉！故书十年间之进步，非徒以为责他日进步之券，亦将以励今之人，使不自馁也。若夫余之哲学上及文学上之撰述，其见识文采亦诚有过人者，此则汪氏中所谓“斯由天致，非由人力，虽情符曩哲，未足多矜者”，固不暇为世告焉。
○自序二前篇既述数年间为学之事，兹复就为学之结果述之。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尊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言在知识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性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
今日之哲学界，自赫尔海曼以后，未有敢立一家之系统者也。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系统，自创一新哲学，非愚则狂也。近二十年之哲学家，如德之芬德、英之斯宾塞尔，但搜集科学之结果或古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谓可信而不可爱者也。此外所谓哲学家，则实哲学史家耳。以余之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
近年嗜好之移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