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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正因如此——倘若他也认定“知道得越多越危险”的话——我只有保持缄默。果不其然，正当我端坐成一副“敬受教哉”的模样儿之际，家父捧出了他真正想教训我的一番话——且一如我所揣想的，从渡海到落户、从武侠到战史、从清洪角力到国共斗争、从盘点军需到纂辑文献……无论这老人曾经历练了什么、见闻了什么、感受了什么以及觉悟了什么，他根本不在意也不要求我这个儿子是否更了解了他的一点什么，他的目的只是要我记住：在我自以为如何如何的世界背后，其实有一股更可怕、更强大的操控力量在主宰着人们的遭遇和认知，且没有人能够反抗或怀疑。
家父的论证其实只有简单而明确的几句话：“‘哼哈二才’从‘保’字号儿混下来，一直混到部里的‘情报局’。之所以从来没对我下手，除了因为我在帮中顶着个字辈儿，主要还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究竟知道了些什么。如今你同这个什么欧阳红莲又缠在一块儿，他们搞特务的岂有不疑上加疑之理？寄这些照片来，明摆着是个警告的意思。”
我很想反问他，我和红莲已经厮混了十年，他们跟在后头拍这种下三滥的小照片也差不多一样久了，为什么早不警告、晚不警告，偏偏现在来警告了呢？以理度之，就算欧阳昆仑出手帮“老头子”运了一大批黄金到台湾来，“保”字号儿恩将仇报、杀人灭口，这也是近四十三年以前的尘封往事了，何以时至今日，忽然想出个寄小照片的馊主意来试探家父或者我呢？话未出口，家父轻抬脚尖，朝我脚下的书袋比划了一下，道：
“不只你我父子，恐怕他们也早就盯上了高阳了。”
我几乎不敢想下去。自一九八六年春天，我与高阳同游日本订交以后，他也叫一群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的情治人员给盯上了——这批人物犹之乎疱疹、流感病毒或蒲公英，十足有牵攀附着、勾串罗织的习性——莫不是因为我和高阳偶尔交谈过有关那本《奇门遁甲术概要》，而让他也跌进了网罟之中罢？
然而，谁又能否证这个猜测呢？高阳在荣总病榻之上，的确曾经对我说过：“他们结拜兄弟七个身上有一部奇案，我打听了几十年，不过知其一二。其中还有许多情由缘故不能分晓。”也就在想起这番言语之际，我的眼前猛可闪过一个银发白衣但面容模糊的医生。不，不是医生，是做医生打扮的万得福——在我和他十年前仅有的那次晤面时，他清清楚楚地警告过后脑勺上叫灯架砸了个大窟窿的老大哥：“荣总是‘他们’的地盘”，而且“二才刚还到门口来晃了一下”。
一个小小的推论：高阳因病入院的时候，其实仍念兹在兹于万砚方等兄弟七人身上的那部奇案，是以他所拥有的七本书和厚达六寸的文稿也随身携行或恐即在卧榻左近。然而他发现自己的病情可疑——明明有把握“还有卅载阳寿可供挥霍，一甲子后再言去留”，却于诊疗之后突然恶化，于是才会在我前往探视的时候突然提起早年我偶遇赵太初于三民书局的旧事。可惜我一时未察——甚至一副全然失忆的模样——高阳一定颇为失望，是以未曾将书、稿当面交我。接下来，或许是因为他又察觉了医院当局（或病房内外环境之中）有些什么异样，才会将书、稿托付一个全然不知情的文学杂志主编，并言明：出得了院，就将原物归还；出不了院，才将之亲手交给我。设若高阳的确周思密虑而作成这一决定，则想必是冒了极大的风险，但也绝对出乎“他们”那批人的意料之外——我几乎能够想像出他如何设计了一个偷天换日、掩人耳目的怪招，请那位主编扛个十几本适合在病榻上消磨时间的闲书前去探访，再趁四下无人之际把那七本书和他的手稿携回的过程。
如此作想，则自高阳病危到过世期间，“他们”必定滋生出某些疑虑，那就是，这位素以博闻强记、详考密察著称的历史小说家究竟对那部奇案了解了多少？又传授了多少？以及他和我乃至于家父对于近世老漕帮与“国府”中枢、权力核心之间的恩怨所掌握的琐碎知识究竟出自何种共谋？如果确有共谋，那么主使者是谁？共谋的机制与运作又如何？这些，想必都是“他们”百思而不得其解的。也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在高阳过世之后展开了行动——寄来这样一叠照片，和一张写着“张大春与欧阳昆仑之女欧阳红莲”字样的便条。
无论照片和便条是否一如家父所言，出自“哼哈二才”之手，其目的显而易见。一方面，这是在拨草寻蛇；等待并观察我们父子的反应，且据之以判断我们和高阳、红莲乃至那些行踪诡秘的老者究竟有无共谋？涉入多深？所知又有多少？另一方面，这也是在打草惊蛇，意思毋宁是说：不论你们有无共谋、涉入多深、所知又有多少，一切到此为止。家父要把高阳的遗书遗稿付之一炬，恐怕也是着眼于此。
“漫说你不及高阳于万一，”家父继续说着，一面回身又像切肉丁似的在键盘上剁剁剁剁了一阵：“就算高阳再世又如何？一个读书人怎么跟那种牛鬼蛇神较量？更何况你的书也没读得怎么样！”
“这就未免太瞧不起人了——”
“你方才说起‘白邪谱’上的莫人杰和陈光甫，两个人你都说错了。”
一如一九五七年六月出现的第一和第二条“备考档”文字，电脑屏幕上又出现了标示着“备11”和“备12”的资料。“备11”是这么写的：
“张永德对曰：‘爱能等素无大功，忝冒节钺，望敌先逃，死未塞责。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军法不立，虽有熊罴之士、百万之众，安得而用之？’世宗掷枕于地，大呼称善。即收爱能等军吏以上七十余人，责而斩之。□□爱能实非人杰之助，世宗高寿死，岂其所愿哉？”
“备12”则是这么写的：
“日军侵占香港，迫市民用‘军用票’，停止使用香港汇丰银行所发行钞票，原有港币形同废纸。周氏纸厂委代表陈光甫四出收之，聚为造纸原料，计吨许。日本投降，汇丰复业……”
家父之所以未曾将这两条归档，其实亦另有缘故。在“备11”里，原文本来应植入后汉和后周的战史之中，说的是后周大将樊爱能在后汉主刘崇借契丹兵大举南侵之初，即弃甲曳兵，引众溃逃，甚至剽掠辎重、惊走役徒，致使后周方面损失惨重。后周世宗柴荣遂借张永德谏劝之言祭出军令状，杀了樊爱能。
可疑的仍旧是“□□”二字之后的几句话。尤其是“世宗高寿死”，既与上下文不合，亦与史实不符——周世宗英年早逝，其“气局恢阔、规模宏远，有唐太宗之风”，可称五代帝王里的翘楚。而天年不假、伟业中殂，也是读史者皆知的，怎么能说他“高寿”呢？正因这一疑，家父把这三句多读了几遍，忽地发现第一句中亦藏有机关：“爱能”虽是后周名将樊爱能的名字，却因联读起底下的“非……之助”字而令人想起“爱莫能助”的成语。一旦这个成语浮闪脑际，“人杰”二字与“莫”字便串了起来。以家父早年入帮的资历，自然风闻过项迪豪挟巨资向莫人杰勒求拳谱的江湖传言——以之而重读“爱能实非人杰之助”，非但立刻想到莫人杰，还会接着忆起民国三十四年发生在杭州商会会馆中的一宗血案：年仅十六岁的莫家拳少宗师被一无名刺客三枪打死在一间待客小厅的沙发椅上。这条新闻当时轰动大江南北，有谓老漕帮向与经营海运的项氏不睦，故派枪手先杀人、嫁祸，好让项氏难堪。也有人以为是飘花门孙少华怕项迪豪一旦得着拳谱，便将一报昔年当街折辱之仇。甚至还有人说：莫人杰是诈死，目的在于乘机赖掉项迪豪为一览拳谱而替他清偿的一屁股烂债。更有人怀疑：项、莫二家早就勾串好了，什么债务、拳谱，都是表面文章，其实不过是找个家下佣作代死，目的反而是于案发之后鼓唆报刊杂志之好事者添油加醋，捏造出对老漕帮和飘花门极不利的传言——事实俱在，莫人杰一案果尔在极短时间之内挑拨得孙少华愤激而死，老漕帮声誉暴跌。
“这一条是一九六三年十月中窜进来的，”家父接着凑脸近前，道，“当时爆出个沸沸扬扬的‘周鸿庆事件’——你还小，大概不知道罢？”
我不吭声。因为我还没打定主意要不要告诉他，其实我非但知道“周鸿庆事件”，也在《食德与画品》这本书里读到过：杭州湖墅旺族莫用过一任主厨，叫周鸿庆，拿手的名菜叫“红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