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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赛尔。”于是大厅里发出哄堂大笑。录像结束，聚光灯照在这次会议请来的表演者身上，她是多莉·帕顿。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对获得西格尔这样的明星很自豪，要把他安排在这次会议的前场和中心位置，但他婉拒了。西格尔认为自己来德莱克赛尔时间短（才一个半月）、资历浅，不愿抢公司老员工们的风头。他还推掉了主持兼并收购部早餐会的机会，把它让给了利文。但约瑟夫坚持要他主持有弗洛姆和其他律师参加的一个专题研讨会，讨论收购领域的法律问题。这个要求西格尔推辞不掉。
在研讨会上，西格尔说：“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坚定的目标公司利益的捍卫者。”他边说边在桌子下面摸，摸出一个白色牛仔帽，代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正是因为我来德莱克赛尔不意味着我改变了观点。”他边说眼睛里边闪着光，同时又在桌子下面摸，拿出一个黑色的牛仔帽换掉原来那个白色的。大家都笑了起来。
西格尔的老客户们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有几个还在会上发了言，如利尔·西格勒公司和泛美公司的董事长。羔羊和狮子躺在了一起。
参加这次聚会的还有政客。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1985年以前在华盛顿没有设立办事处，也没有聘请资深人士当说客。后来，国会酝酿限制恶意兼并。在尤纳考收购案期间，众议院议员蒂莫西·沃思提出一项禁止绿票讹诈的议案。沃思是民主党议员，在众议院担任电信、消费者保护与金融小组委员会主席。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反对这项议案，特雇用一位前白宫工作人员在华盛顿开设了一个办事处，并聘请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斯特劳斯和前证交会委员约翰·埃文斯担任说客。德莱克赛尔在政治上的捐款大幅增加，在1984年选举中捐出2．055万美元，1986年增至17．78万美元。
第四章
最后的盛筵（5）
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组织的1986年债券交流会上，沃思是重要的演讲嘉宾。在沃思竞选参议院议员时，德莱克赛尔给他捐款2．39万美元，为他的竞选成功助了一臂之力。于是，沃思成了垃圾债券的捍卫者，禁止绿票讹诈的事也不再提了。德莱克赛尔还邀请其他有影响的政客在会上发言，包括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阿伦·克兰斯顿、爱德华·肯尼迪、弗兰克·劳登伯格和霍华德·梅曾鲍姆。这些政客们和其他与会者一样，被滚滚金元的气势惊呆了。另外，德莱克赛尔还为纽约州参议员阿尔芬斯·达马托捐款5．675万美元，达马托当时是证券小组委员会主席。
“在这个国家，高收益证券的购买力势不可挡。”米尔肯自信地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米尔肯的垃圾债券信条以前曾是经济分析中的一个神秘话题，在20世纪80年代成了一项真理。坚持保守的资产平衡表开始成为一种愚蠢行为。几乎没有人再对米尔肯信条的前提提出疑问。
关于垃圾债券的优势，一些专家学者做过专门研究。他们对1985年以前（包括该年）的有关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确认了米尔肯的观点，即垃圾债券的回报率大大高于其他证券，而风险还没有美国国库券大。这方面的专家中最著名的是纽约大学金融学教授爱德华·阿尔特曼，他成为米尔肯观点的热情支持者。
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中期，那些接受米尔肯融资的客户似乎具有一种惊人的抗拖欠能力，即使交易结果不理想时也是如此。当有拖欠迹象出现时，米尔肯只需简单地进行“重组”，发行一批新的高收益证券取代可能的债务。新一批债券把债务支付时间往后推，从而使公司有更多的时间恢复精力，并先发制人地遏制拖欠率的上升。
在研究垃圾债券的专家们看来，这些“重组”债券的命运显然是凶多吉少。米尔肯能把这种债券卖出去，不仅说明米尔肯神话对人的影响深，也表明他的惟命是从的客户们（尤其是储蓄信贷银行和保险公司）对他依顺性强。到1986年年中，米尔肯的朋友汤姆·斯皮格尔手下的哥伦比亚储蓄信贷银行共买入了30亿美元的米尔肯发行的债券，他的另一个朋友弗雷德·卡尔买的更多，达70亿美元，都是通过手下的保险公司买入的。更让人吃惊的是，米尔肯可以随意向他们分配购买量的大小。只要收益不断增加，人们对别的都不介意。
米尔肯还有其他的忠实客户，大卫·所罗门就是其中之一。所罗门自己开了个公司，名叫所罗门资产管理公司，公司资产价值超过2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员工的福利费和退休金。所罗门是米尔肯最早的“皈依者”之一，投资购买了许多米尔肯的高收益证券。米尔肯为了回报他，让他担任芬斯伯里基金会的经理，该基金会是一个垃圾债券共同基金公司。
芬斯伯里基金会购买米尔肯的垃圾债券给米尔肯的高收益证券部带来了巨额佣金，其中一些应归给芬斯伯里基金会介绍客户的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营销员。但米尔肯想把这些佣金都收归自己，因此强行让所罗门把本应付给德莱克赛尔营销员的那些佣金也给他。当所罗门不同意时，米尔肯就威胁把他从芬斯伯里基金会经理这个肥差上撤下来。所罗门只好依从。
为了补偿佣金费，米尔肯和所罗门人为抬高芬斯伯里基金会购买垃圾债券的价格，而差额米尔肯装进自己腰包。有时，米尔肯帮助所罗门逃税。仅在1985年，所罗门就有大约80万美元的个人收入没有纳税。另外，米尔肯还把斯托勒收购案中得到的一些股权利益授给所罗门。这些行为很多都是非法的，最终受骗的是芬斯伯里基金会的股东和美国的纳税人。
米尔肯从第一波士顿银行雇来了一个年轻的营销员，名叫特伦·佩泽尔，专门负责米尔肯与所罗门之间的账目。佩泽尔与办公室里许多人都不一样，他看上去是一个十足的嬉皮士，健康、自负，穿着时髦。他在圣莫尼卡海滩有一套新式共管公寓，里面摆着黑皮沙发和高级音响。佩泽尔是所罗门给米尔肯推荐的，他来贝弗利山时间不长就引起了大家的反感，因为他很会巴结米尔肯，似乎是米尔肯的“宠儿”。米尔肯把佩泽尔的座位安排在自己的左边。
一天，米尔肯交给佩泽尔一个蓝皮本。这个本子以前是阿伦·罗森塔尔保管的，里面记录的是米尔肯与所罗门之间的交易账目。佩泽尔问要他做什么，米尔肯对他说：“去问洛厄尔，他会给你解释。”于是佩泽尔去找洛厄尔。洛厄尔专门向他面授机宜，他都认真地记下来。这是佩泽尔涉入米尔肯操纵的黑暗交易的开始。
把佩泽尔安排到位后，米尔肯与所罗门的非法交易继续快速进行。这个蓝皮本的功能很像瑟内尔负责的米尔肯与布斯基之间的交易账目。洛厄尔负责监督这些工作。没有人前去告发，这些活动似乎是政府管理者难以发现的。
就这样，自由市场公平交易的一般规则受到破坏，规模或大或小，程度或重或轻。高收益证券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只是米尔肯的债券发行能力，而不是市场规则或买方的自主决策。1976年，即米尔肯的高收益证券部迁往西海岸以前，垃圾债券的发行量共为150亿美元，十年之后的1986年，这个数字是1250亿美元，几乎翻了九番。
至于米尔肯的个人财富，当时人们公开和私下的估计一般为10亿美元左右，把米尔肯置于为数不多的靠个人奋斗成功的亿万富翁之列。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米尔肯1986年从公司给贝弗利山分部的7亿美元奖金中自己独吞5．5亿。另外，他（和他以其家人名字控制的基金）可能单从比阿特丽斯公司认股证中又获得至少5．5亿美元。还有，米尔肯及其他合伙人从奥托克里克合伙公司得到4．374亿美元分红。（该合伙公司是米尔肯一手创立的，是他进行内幕交易的依托工具，对纳申纳尔坎公司股票的交易就是一个例子。）类似从比阿特丽斯公司获得认股证或其他股权利益的交易对米尔肯来说还有许多，而奥托克里克合伙公司也只是他创立的五百多个类似合伙公司中的一个。虽然资产价值在不断改变，很难准确计算，但是，按照更接近实际却仍然保守的估算，1986年年底时米尔肯及其家人的资产净值为30亿美元。如此看来，当时米尔肯很可能已经跻身于美国富翁前十名。难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