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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面应该非常详细地审查。”
利文煞有介事地表示认同，他说：“还有一点，我认为不应该把对那种现象的分析局限在公司的活动上。”他甚至建议证交会调查纳比斯科商标公司和通用食品公司收购案中的股票交易。其实，在这两起收购案期间，他自己都进行过大量的内幕交易。
参加完这次研讨会后，利文沾沾自喜地对威尔基斯说：“我们什么都不用怕。证交会对我很厚爱。”会后，他还收到了证交会发的感谢信，上面有证交会主席约翰·沙德的签名。他骄傲地把这封信拿给很多同事炫耀，也给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看过。他对威尔基斯说：“如果我有问题他们会这样礼遇我？”
加里·林奇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从宽大的窗子望出去，外面是一排排低矮的屋顶。再有一个星期就该过圣诞节了，但家里过节用品的采买他连想都还没有想。他意识到，对莱屋银行的调查可能要出现重要情况。上星期快结束时，林奇接到哈维·皮特打来的一个不寻常的电话，电话里皮特坚持要求与林奇本人见面。林奇知道皮特曾是证交会的资深人员，担任过该机构的总法律顾问，自己就在他手下工作过。他非常清楚，皮特如此坚持与他见面，一定是有重要情况要向他透露。
12月17日上午10点，皮特、劳克和其他几个同事来到林奇的办公室。林奇邀请斯特克、王、索南瑟尔和保罗·菲斯切尔等专案组成员一起会见。林奇与皮特等人热情握手，然后大家围住会议桌坐下。
“你要说什么？”林奇随意地开始。
皮特打开一个活页夹，开始照着准备的要点讲起来。他简要回顾了他代表莱屋银行与证交会进行谈判的情况，然后说出了举座震惊的话。
“我不能信守上次给你们做的事实陈述。”他说。
菲斯切尔简直要蹦起来：“什么？我们搭进了许多时间。你做了具体陈述……”
皮特让菲斯切尔说完，然后策略性地讲出了自己要说的话。皮特用假设法，建议林奇等人“假定”那些可疑股票的交易决定不是像他上次说的那样是由梅耶尔做出的，而是由莱屋银行一个客户做出的，而且这个客户是华尔街上一个有身份的人物。皮特知道这样说会激起证交会人员的好奇心。他接着问道，如果情况是这样，证交会是否同意只起诉莱屋银行的这个客户，而不检控该银行或其工作人员？而且，即使该银行有些人员搭车做了这个客户的交易，还可能按照该客户的指使销毁了有关证据，证交会是否也同意不检控他们？皮特说，如果证交会同意这样，莱屋银行愿意争取巴哈马当局的批准，披露这个客户的身份。劳克补充道，这项协议的执行还必须视司法部的态度而定，即只有司法部也表明类似的态度，同意不以任何刑事律条起诉莱屋银行或其工作人员，这项协议才可以执行。
林奇让皮特一行到办公室外面暂避，他和证交会的同事们商量一下。一开始，林奇需要做一些说服工作。证交会不愿在瑞士和巴哈马保密法问题上陷入漫长诉讼，这方面他们是有教训的，以前其他案件上的类似努力都变成了纠缠不清的案中案。
最后，大家都同意了皮特提出的协议。他们意识到，那个有身份的客户一定是一个投资业务员或律师，是这场内幕交易活动的中心人物。这可能是一起大家一直在盼望的要案，是股市大清洗的开始。
第五章
冰山一角（6）
不到半小时，皮特、劳克等人被请了回来。林奇说他认为可以制定出一个更满意的协议，并解释说把梅耶尔包括在豁免对象中有些问题。但是，皮特坚决要求莱屋银行的所有人员都得到保护。林奇让步了。
皮特认为这次会谈很成功。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把莱屋银行拖入了很危险的境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利文要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销毁证据反而使莱屋银行和他自己失去了保护能力。如果没有在妨碍司法方面受美国起诉的危险，莱屋银行尽可简单地承认有一位客户发起了这些交易，然后利用巴哈马银行保密法为这位客户的身份保密。莱屋银行这样做横竖都没有错，而美国证交会为要求莱屋银行披露这位客户的名字，至少得花费数年在巴哈马法庭上来回折腾。但是，由于莱屋银行销毁了证据，容易受到妨碍司法的指控，这种选择不再可行了。
当皮特和劳克等人把文件装进包里准备离开时，王和菲斯切尔禁不住向皮特催问莱屋银行的那个客户是谁，他们急得憋不住了。但皮特不准备这么早就把王牌亮出来。
“别着急，你们会钓到一条大鱼。”皮特向他们保证。
斯特克突然大声说：“你们问那个家伙是谁？不用说，他肯定是条巨鲸——莫比·迪克。”
曼哈顿圣安德鲁斯广场面积不大，隐藏在高耸的市政大楼和联邦法院后面。联邦法院位于福利广场上。当纽约的律师们说起圣安德鲁斯广场时，他们是指一个司法机构——美国检察官办事处。长期以来，这个检察官办事处一直被认为是名气最大、声望最好和力量最强的司法部派出机构。它之所以给人以这种印象，部分原因是它的司法权限大（负责曼哈顿、布朗克斯和纽约州南部地区提交的联邦案件），而且距离美国的金融中心华尔街近。历史上，绝大部分最复杂的金融案件都是这个检察官办事处办理的，同时，它也办理过纽约的有组织犯罪和贩毒案。
以前，经过历代检察官多年的努力，这个检察官办事处树立起了小心谨慎、讲求质量、廉洁正直的声誉。认为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不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对工作人员要求标准高，就是对最年轻的助理检察官也是如此。这里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回避宣传报道。1983年鲁道夫·吉尤利安尼被任命为这里的美国检察官时，这个传统仍然存在，但他很快就把它改写了。
20世纪30年代托马斯·Ｅ·杜威在这里任美国检察官时，很有作为，名声显赫。从那以后，这里再没有出现可与他比肩的人，直到吉尤利安尼来此上任。吉尤利安尼来这里以前，已经是一个闻名全国的美国检察官。当时，他在里根政府任助理司法部长，是司法部的第三号人物。他还是里根政府最活跃的发言人之一，经常出现在新闻和访谈节目里，谈论犯罪和执法问题。吉尤利安尼口才流利、精力充沛、锋芒毕露，他一来到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就急于在这里打下自己的印记。
吉尤利安尼到任时，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状态不佳，亟待重振雄风。他的直接前任小约翰·马丁在任期间，该办事处主要依靠老本过活，不思进取。结果，其谨慎作风丧失殆尽，显赫之名渐成明日黄花。吉尤利安尼刚一接任，立即把该办事处的资源和人力转移到两个确保吸引媒体目光的领域——有组织犯罪和吸毒贩毒，并且很快就取得了重大成果。此后，新闻发布会成了这里的例行活动。这些做法与吉尤利安尼爱与媒体打交道的特点相吻合。吉尤利安尼甚至还发起了一场打击布朗克斯区地下贩毒活动的运动。这场运动虽然没有捉到贩毒分子，但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仍然在媒体上大出风头，报纸上还出现了吉尤利安尼身穿黑色皮夹克的照片。
媒体对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的报道几乎一律是积极的，近乎吹捧。吉尤利安尼称，这种报道可以提高办事处的知名度，而办事处的名气对阻遏犯罪有重要作用。其实这一点很难说清楚。无论如何，吉尤利安尼到任后，纽约检察官办事处成功办理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案子，名声更响了。
吉尤利安尼给该办事处带来了一种处世观，其特点是是非、敌友界线分明。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天主教、甚至耶稣会的世界观。他似乎把犯罪与罪恶、惩治与自罚、合作与忏悔等同起来。他还具有一种冒险精神。1986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做这项工作不是为了求安全。如果你从不努力追求什么，你就永远不会失败。我宁愿失败。”
办事处的助理检察官们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新的工作理念和管理制度。许多人对吉尤利安尼的方法感到欢欣鼓舞，但也有人表示担忧。现在无论做什么决定，都要考虑媒体会作何反应。传统派成员指出，该办事处现在有一种新的“莽撞”精神。这个词有点贬义，暗指一种先斩后奏、鲁莽行事的倾向。
纽约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