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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泪只往心里落，平时她一想起见官就紧张，可到了非找衙门里办交涉不可的地步，她又能毫不示弱地挺身而往，这和满族妇女的自我认定有关系，她们时时记挂着：我可是旗人的妻子，是兵的妻子；
母亲爱清洁与整齐，老是把小院扫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叫旧桌面上不存一星儿尘土，连破柜门上的铜活儿也叫它永远闪着光，既是旗人，什么时候也得活得硬硬朗朗的——这也是一种必有的生活信条；
母亲爱树木花草，家里人都快断了吃食的时候，她也不让亡夫留下的石榴树和夹竹桃短了水。到了夏天，枝头开出好多的花，那是她最快活的时刻。这类亲近自然景物的习性，追其本源，是和满族先民久久地生活在白山黑水自然怀抱、信奉崇尚自然的萨满教相关的，进入中原城市后，他们世代没有放弃这点儿情趣；
母亲好客，顾面子，“有客人来，无论手里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遇上亲友家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我的母亲》）老派的满人们特别“讲礼儿”，时刻把“体面”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上，这种“穷讲究”在他们的观念里，是人生在世的一样原则、一种享受，老舍的母亲也不例外；
母亲在贫困之中一向乐观，家里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过年了，包顿饺子也搁不起肉，但是，她总是充满自信地告诉儿女们：咱们的饺子肉少菜多，但是最好吃！苦中寻乐，是下层旗人们非常普遍的特点，他们不这样做，就很难饱聚生气地渡过一道道生活难关。
老舍后来在谈到自己毕生的第一位真正的教师——母亲时，这样说：“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我的母亲》）
老舍一生，经受了比母亲要复杂得多的生存环境，更应对过许许多多预想不到的关坎与磨难，但是，只要是知情者，都不难发现，他待人处事的习性、方式、原则、风度，常常与母亲如出一辙。他毕生乐于救助穷苦人和弱势群体，自己吃亏反倒十分安然；他为人处世宽容大气，同时又要强自尊，守秩序爱清洁，严格自律；他一贯喜爱动植物，晚年居住在东城富强胡同“丹柿小院”的时候，他那横竖没几步就能走到边的院子里，被满满当当地种上了花草，满人的爱花嗜好，被推向了极致，院里、屋里，到处都是花，有昙花、银星海棠、柱顶红、兰花、腊梅、山影、枸杞、令箭荷花、仙客来、太平花，还有出自一百多个品种的三百多棵菊花！他出了名地好客，离了朋友们就活不下去的老舍，晚年更加看重友情。逢年过节，或是小院里百花盛开的时节，老舍的家，会变成了大家的欢乐之海，赏花赏画，品茗品酒，主人与宾客们全都痛快极了，欢畅之时，赵树理扯着嗓子“吼”过他拿手的上党梆子，曹禺酩酊大醉能够滑到了桌子底下……也有的时候，小院里会出现一些奇特的客人，“他们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的还领着个小孩。一见到老舍先生，他们就照旗人的规矩，打千作揖行礼，一边还大声吆喝道：‘给大哥请安！’老舍先生忙把他们扶起：‘别……别这样！现如今不兴这一套了。快坐下，咱哥俩好好聊聊。’”事后，老舍向旁观的朋友解释：“这些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当年有给行商当保镖的，有在天桥卖艺的，也有当过‘臭脚巡’（旧社会的巡警）的。你读过我的《我这一辈子》、《断魂枪》、《方珍珠》吗？他们就是作品中的模特儿啊！”
我们说，正是从老舍的童年时代起，母亲就或有意或无意地，把一种带有明显的满族特征的生命模式传给了他。他一生都保持了这样的人格特点，给他的朋友以及所有接触过他的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假如我们回首一下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前期以至于中期，便会发现，在有成就的作家当中，其多数人都来自于社会的中上层家庭，像老舍这样出身于城市社会底层的作家，并不多见。老舍除了出身寒门，同时又是出身于少数民族，他，是直接从一位满族母亲那里获取了人生基础教育的，这就更可谓只此一例了。
以上我们简要地介绍了一下老舍先生的满族出身和它具有本民族特点的精神性格养成。下面，再来说说这位满族作家，他的作品是怎样地体现着满族文学的特质，是怎样地在艺术风格中间体现出满族文学的独特风采的。
大家都知道，老舍最擅长写的是旧北京的下层市民生活。这和他的满族出身直接相关。随着清朝的覆灭，北京城的下层旗人失去了“铁杆庄稼”，又一时难以学到较多的谋生手段，为饥寒逼迫，大批涌入城市贫民的生活行列。他们当中，拉洋车的、当警察的、卖艺的、干小买卖的，以至于沦落为妓女的，都大有人在。青少年时代的老舍，与他们在命运上是休戚与共的，他在成了作家以后，一直满怀深情地关注着这群苦同胞的遭遇。于是，这类含有满族血统的生活原型，便络绎不绝地被作家引进了他那些不朽的作品中，成了我国文学画廊上的艺术典型。像《我这一辈子》里面当巡警的男主人公和《微神》中间沦落风尘的女主人公，都已有确实的证据，说明他们的生活原型或者直接来自作家的亲人，或者来自作家早年的恋人。就连大家熟悉的洋车夫祥子，一般来说都认为他来自“乡间”，不大可能是出于满族的生活原型，其实只要细读一下作品，结论就不会那么简单。首先，是祥子的名字，由在作品里一出现，“他就是‘祥子’，仿佛根本就没有个姓”，而且，“有姓无姓，他自己也并不在乎。”这种情况，在汉族人中间很少见，也不可思议，而从清代中后期直到民国早期，在陆续改用汉字姓的北京旗人中间，却是司空见惯的事。先前，旗人各自拥有的满语姓氏，就不轻易示人，常常是只有家族内部的人才知道，在满姓改作汉字姓之后，许多人家仍旧保持着这种对外示名不示姓的习惯。那时，北京的市井风俗，对旗人男性，常以这个人两个字名字的前一个字来作为代称，在对方年轻或者身份较低的时候，习惯于称之为“×（即两字名的前一个字）子”，而在对方年长或者身份较高的时候，则习惯于称之为“×爷”（比如一个人名叫“瑞英”，年少时大家就叫他“瑞子”，年长时大家就叫他“瑞爷”）。其次，是祥子的语言，虽说他是个不大好说话的人，但每一开口，却总是一口明显的“京片子”味儿，而不是京外或者京郊农民的言谈和腔调，这证实了他在语言文化的归属上，跟故都以内的老住户们，原本就具有某种一致性（老舍写这部作品时，十分注意让不同原籍的人物操不同方言，譬如：天津人杨太太的话语，就是“怎吗札？”等等）。再其次，是祥子好清洁、讲义气、懂礼貌的性格，在潦倒堕落之前，他特别的好干净，不管是在车厂子里还是到宅门儿里，总是眼勤手勤地主动打扫各处，“而忘了车夫并不兼管打杂”，这种“洁癖”式的穷人，在任何地方的农民中间都不易见到，而在当时的旗族中间却多得很。祥子起先又具备待人处世古道侠肠的一面，他肯于自己掏钱，给冻饿将死的老车夫祖孙买包子吃，摔坏了曹先生的车，立即想到该赔人家，等等，都体现出一种比人们常见的小农或者小市民们更近于古典的精神特点。还有，初来城里，他甚至于“最忌讳随便骂街”，这也并不是一般农民做得到的，据京城老年人讲，只有传统的旗人，才顶不习惯张口就骂人，他们之间产生了不愉快，有的竟然只能以说一句“我实在地恨您”来发泄。还有，祥子的茕茕孑立的处境，他从开头到结尾，一直“就没有知己的朋友，所以才有苦无处去诉”。在民国初年的故都生活中，哪种人才有可能这般遭世间冷遇呢，恐怕也只有旗人了。说祥子很像是旗人出身，从上述诸项中间可得到推测。然而，一个突出的障碍是，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