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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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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战斗手段,战车仍然保留着它重要的一席之地。正因为如此,著名军事家孙膑才指出:“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易之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就当时的战况而言,在平坦地形上作战,一辆车可以抵挡住80  名步兵或者10  个骑兵。但在险阻地带,它的威力只能发挥一半,甚至连一半也难以发挥。
  从历史上著名的“避实捣虚”、“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中可以看到,田忌、孙膑派轻车奔驰大梁,创造了战车突袭的有名战例。这个战例在告诉人们田、孙二人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外,还宣告了一个轻车驰援,可以千里而赴的事实。这个事实告诉军事家的是,轻车可以突然袭击敌人之不备或出没不定地骚扰敌人,并起到转移对方目标、动摇军心的作用。当两军激战时,面对敌人的进攻,弩射又遏制无效,处于劣势的一方就需赶快把战车联结起来成为“车宫”,组成一个“当垒”的屏障。一旦屏障形成,指挥者就立即命令隐蔽在车后的弓弩手从缝隙中射击来犯之敌。这样既减少了伤亡,又增加了武器的有效杀伤力。当然,这种能够形成屏障的车多属笨重的“守车”,但在战场双方局势变化多端的情况下,为了应急,轻车更能发挥灵活机动的防御作用。
  从秦俑坑出土的战车可以看出,战车的种数,无论是用作指挥、轻锐致师、补阙、随同战骑等等,都只是形制上的区别,仅因用途和装备的不同定名而已,并没有改变作为战斗用车的这一根本性质。可以说,此时的战车已非昔日殷周时代的模式,它是轻车兵正处于成熟阶段的显示,它标志着在旧的车战方式衰落之际,随着步兵与骑兵的兴起,一个轻车兵、步兵和锐骑等多兵种配合的作战方式已经形成。而经过战国、西汉700 年的时间,轻车兵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走到了自己的尽头,他们几乎在战场上完全消失,而骑兵却驰骋疆场,意气风发,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骑兵的崛起
  当战车退出战争舞台后,代之而来的则是骑兵在战场上大规模的出现,骑兵军阵的应用直到近代的二次世界大战才逐渐告退。中国古代骑兵何时登上战争舞台?自然以公元前三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为标志。但通过考古资料可以发现,在殷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记载骑兵作战的事例,可惜那时的骑兵并不普遍,局限于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况且战争的规模比之战国时期要小得多,不足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因为在战国之前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毕竟是战车统治疆场的时代,况且随后它又陪伴车兵同步地度过了一百多个春秋。应该说,骑士同战马的最早结合并进入战斗行列,就标志着骑兵的诞生。而骑战在我国古代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又以攻击力最强、机动性最大而闻名于世。无论是战国时期的秦国,还是统一后的秦帝国,都程度不同地处在中国古老的车兵与年轻的骑兵结伴的那段时间里。就作战手段而言,纯粹的车阵已由车、步、骑的多兵种协同作战所代替,并且经历着作战主力由车到步骑的消长过程。从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和稍晚些时候出土的咸阳杨家洼汉墓的骑兵队列来看,秦汉时期无疑是中国早期骑兵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骑兵由在战争舞台的配角地位,渐渐取代主角,到西汉的武帝时代,战争舞台正式完成了由车、步到骑步的革命性的转变。
  关于中国以及当时的秦国的骑兵最早出现于何时,史书中好象没有明确的记载,也许正如恩格斯在《骑兵》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匹用于乘骑和军队编有骑马的部队,自然首先发生在那些自古以来就产马,而且气候和青草适于马匹生长的国家。”在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是众所周知的广阔草原地带,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因而也就有了乘骑的方便条件,并理所当然地最早建立起自己的骑兵进行军事活动。像鬼方一支的狄族,南侵晋国的边境,竟于公元前730 年打到了晋都的郊外。山戎和北狄也曾和齐、燕多次发生战争。公元前663 年,山戎侵燕,燕向齐告急,于是,齐桓公派军队伐山戎,并“擒狄王,败胡貉,破屠河,而骑寇始服”。从这些历史的战例中,可见中国骑兵的出现,似乎早在春秋初期就发生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了。至于秦国的骑兵出现于何时,在留传下来的《韩非子·十过》一书中,虽有秦穆公发“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的记述。书中的畴骑二字,应该是指骑兵。而秦穆公派兵送重耳入晋是公元前636 年发生的事,其所派的畴骑已是同战车、步兵并列的一个完整的兵种。那么,可不可以说秦骑兵产生的时间应早于秦穆公的那个时代?
  这样说的理由是:秦人在入主关中之前,长期生活偏处在西北的秦地,那里的沟谷有丰沛的清水茂草,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为秦人先期的养马业提供了优良的条件,并使秦人和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从《史记·秦本记》中可以看到相关的记载:秦人的老祖先造父,曾“以善御幸于周穆王”,西巡时得过良“驷”,并“一日千里”地驱车归周。试想,这样训练有素的宝马良驹,不经过长期调养是难以选出的。
  历史上最早的秦人同戎人长期杂处,都过着逐水草而群居的游牧生活。
  随着内部关系的变化和矛盾的不断加剧,秦人同戎族的相互争斗也越演越烈,以至终于导致了兵连祸结的仇杀。当勇猛凶悍的西戎人一举灭掉了居于犬丘的秦大骆之族,并杀掉了受周宣王支持而讨伐西戎的大夫秦仲时,为了对付擅长骑术的戎人,秦人不但加快了养马训马的步伐,而且也开始上马作战。到秦穆公时代,骑马作战的传统已经确立,而正式组建一支畴骑队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雄才大略的秦穆公,也许正是仰仗着这支年轻的骑兵部队,才取得了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赫赫战绩。
  从以上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早在西周中期,当中原国家的车士在殷殷战车上称雄时,而僻处西方的秦人已能上马搏杀了。由此可以说,秦骑兵作为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独立兵种,出现的时间不但早于中原诸国,而且也远在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寇”之前。
  尽管秦骑兵的出现时间开中国骑兵之先河,但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其原因大概是它过早地同车、步兵配合,而被掩没在车、步兵混合兵种的大趋势中。与此相反的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有些不同,它是在车兵同步兵的撞击中产生的独立兵种,即是和车、步兵配合作战,也始终保持着它独特的体系和发挥着独特的功能。所以,历史学家把中国骑兵正式登上战争舞台的功劳让给了赵武灵王,也许自有它的道理。
  尽管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作为中国产生骑兵的标志,但它显然地处于中国骑兵史上的“童年时期”,之所以说是童年时期,是因为除在战争中的作用不甚明显外,一个显著的标志是没有马鞍和马蹬,武士们只是骑着一匹匹的裸马在作战。到春秋时代中期,作为秦国的骑兵才作为一支能够独立作战的兵种崭露头角。当然,因时代条件的局限,同样发挥不了太明显的作用。直至秦始皇并灭六国的统一战争中,骑兵数量急骤增多,其战斗力也明显地加强。但在车战仍充当着主力,步兵已承担起重要角色的情况下,无论从战略上还是具体指挥艺术上,骑兵还只能暂时作为一种配合性兵种来发挥它的作用,其性质依然属于一支机动力量。因此,在兵力的布置和指挥上,还是按照以车为正,以骑为奇的战术来适应战场的需要。当需要骑兵搏杀时,也还是遵循“用骑以出奇,取其神速”的战术原则,以便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当秦王朝建立后,军事重心转移到国防,接敌对象由原来的山东六国变为北攻胡貉、南攻杨越。对于强悍的匈奴骑兵,没有一支训练有素、强健精锐的骑兵是难于角逐的。所以,这时的秦军也加强了骑兵部队的建设,并大规模用于军事行动。并出现了大将军蒙恬率军击败匈奴骑兵,使之远退漠北,十余年不敢南下的战争胜况。特别是秦50  万大军进军岭南,长途驰驱,当然更少不了骑兵。此时的秦骑兵已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纵横驰骋在各地战场上。遗憾的是,古代骑兵的装饰、布局及军阵的风采,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失落入茫茫烟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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