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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纵横驰骋在各地战场上。遗憾的是，古代骑兵的装饰、布局及军阵的风采，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失落入茫茫烟尘，纵使后人绞尽脑汁，也无法从根本上领会它的真正内蕴和叱咤风云的壮观雄姿。秦俑二号坑骑兵俑的出土，为后人无声地打开了一扇神秘的窗口，两千多年前骑兵军阵的一切再度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二号坑的骑兵俑群位处于模拟营垒的左部，占有3 个过洞，并呈有很大纵深的长方形小营。小营中的每一骑士牵一战马入编定位，行列整齐，纵向12 列，横向9 列，共计108 骑。另外，在车步混宿小营的3 个过洞里，尚有8 骑殿后，整个俑坑的骑兵总数为116 骑。
骑兵俑的装束与步兵、车兵俑有着明显的不同。它头戴圆形小帽，帽子两侧带扣紧系在领下。身着紧袖，交领右袄双襟掩于胸前的上衣，下穿紧口连裆长裤，足登短靴，身披短小的铠甲，肩无披膊装束，手无护甲遮掩。衣服短小轻巧，铠甲简单明快。这一切无不表明完全是从骑兵的战术特点而考虑和设计的。由于骑兵战术所显示的是一种迅猛、突然、出其不意、抵之不及的特殊杀伤功能，这就要求骑士行动敏捷、机智果断。假如骑士身穿重铠或古代那种宽大的长袍，则显然违背了骑兵战术的特点。事实上，也只有穿着这种贴身紧袖、交领右袄的胡服才更能自由地抬足跨马、挎弓射箭，驰骋疆场。
秦俑坑骑兵军阵，完全是模拟现实的艺术再现，每个骑兵的身高都在1。80 米以上。从体型的修长匀称、神态的机敏灵活，以及身材和面部显示的年龄特点，完全符合兵书所言：“选骑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七尺五寸以上，壮健捷疾，趋绝伦”的要求。那些站立战马身旁，抬头挺胸，目视前方，一手牵缰、一手提弓的骑士，真实传神的造型姿态，成攻地揭示了秦代骑兵待命出击，壮健捷疾的强大风貌。
有研究者认为，古代骑兵使用马鞍当是在西汉时期，在此之前尚无先例。
秦俑坑陶马的出土，为这种理论作了彻底的否定。现实使我们看到，每个陶马的背上都雕有鞍鞯，鞍的两端微微翘起，鞍面上雕有鞍钉，使皮革质套固定在鞍面。同时鞯的周围缀有流苏和短带，鞍后有■，下有肚带，遗憾的是未配马蹬。这些实物的出现，完全可以证明早在秦代甚至战国后期骑兵就已使用了马鞍。马鞍的使用可以使骑兵的双手进一步获得解放，有效地发挥和增强战斗能力。二号坑发现的骑兵军阵，置于整个大型军阵的左侧，这种排列特点，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它在战争中所发挥的正是其它兵种所不具备的“迅猛”迎敌的战术特长。
当然，骑兵在战场上取胜绝不是靠单骑的速度，而是凭着一个有组织的队形，否则，有如个人在体育场上的竞技一样，只能赢得一时的喝采，而对一场战斗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著名的兵书《六韬》说到骑兵作战时，往往把车骑并提，这显然是早期骑兵尚未独立的一大特点。而在《均兵》中，关于骑兵的作战能力，太公望认为，如果对车骑运用不当，就会“一骑不能当步卒一人”。但是，列阵配备合适，又是在险阻地形上，也能“一骑当步卒四人”。由此可以看出，兵法家在这里明确地揭示了队形和地形是骑战威力所在的两大因素。车骑作为军中的“武兵”，如果安排得当，就能收到“十骑服百人，百骑走千人”的战争艺术效果。
秦俑二号坑的骑兵俑群，向后人提供的是一个宿营待发、配合车兵和步兵的实例，若从整体观察，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兵力配置上，骑兵俑群偏处一隅，其数量也远远地少于车、步俑之数。结合文献记载可以说明：此时的秦骑兵虽已是一支雄壮强盛的独立兵种，但毕竟还没有取代车、步兵而成为作战的主力。协同作战、量机而用，则成为当时军事家们已经运用自如的指挥艺术。
尽管此时的骑兵还没有成为秦始皇时代的作战主力，但在统一战争的交响乐中、却是一支最强音。因为骑兵行动轻捷灵活，能散能集，能离能合，远距离作战，快速奔驰，百里为期，千里而赴。短时间内长途奇袭，使敌防不胜防，出入无间，又能迅速转换作战方式，成为兵书中共誉的“离合之兵”。
具有悠久的养马史、传统的驾驭术、早兴的骑兵部队的秦国，在骑兵的运用上自然优胜于山东六国。而在车、步、骑并存的诸兵种中，骑兵之所以后来得到了重视，就在于执远战兵器弓弩的战士在战斗号令下达后，能迅速集合，翻身上马，立即投入战斗，并随时可调换攻击方向。同时战斗队形对复杂地形的适应性强，其高度的机动力和强大的冲击力，都是其它兵种所不能取代的。这种独特的骑兵战术，正如孙膑所认识并概括的那样：用骑有十利。即：
“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敌虚背；三曰追散击乱；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曰遮其粮道，绝其军道；六曰败其津关，发其桥梁，虚其高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命。”随后的兵法家又把骑兵战术的原理总结为“十胜”、“十利”等，但无论是十胜还是十利，其不外乎是由“驰骤便捷，利于邀击奔趋”的高速度构成骑战的核心，即所谓凌厉的冲锋，诡秘的奇袭，迅速的迂回，闪电式的侧击和夹攻，独立的侦察，掩护本部步兵和骚扰敌人。公元前260 年，在秦、赵长平大战中，秦国以五千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绕过赵军翼侧，迂回至后方营垒，将其截为两段，断其粮道，使之不能救援，最后迫使赵军全军覆没，从而使秦国在古代战争吏上创造了多兵种协同而又用骑以奇的光辉战例。
当然，骑兵的短处正如兵书上所总结的亦有不利的因素，即所谓的骑战有“九败”或“八害”。其中心内容是，骑兵往往受到地形的限制而招致失败，如陷于“天井”（四周高峻）。“地穴”（低陷）及沼泽难行之地，大涧幽谷、木林茂密之地，深沟坑阜之地等，均构成骑兵的“死地”或“败地”。
这些不利的地形地物，深为兵家所忌。其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会对骑兵形成威胁，这就是骑兵的冲锋速度高，极容易脱离战场主力，如果长驱不止，陷于敌阵又不能破阵，再加之后继部队接应不上，就势必受到敌人的截击或埋伏而陷于进退两难的险境。面对这些不利的因素，作为军事指挥者，势必明了和果敢处置面临的一切，才能化险为夷。事实上，作为骑兵部队，只有选择平旷的地势，给骑兵创造出高速度冲杀的场所，才能以“一骑当步卒八人”的威势攻击对方。秦俑二号坑在试掘时，露出土层的完整的有骑士33、马36。这些骑士都无一例外地作垂臂、左手提弓的姿势。出土的武器惟见铜剑、镞和弓弩，没有长柄兵器。而此时的剑，看来也只是骑兵作为卫体的武器而已。这说明秦骑士的作战手段同赵武灵王时教国人穿“胡服”，习“骑射”的情况是前后相承的。民国时期，洛阳金村曾出土过一面战国铜镜，背面有骑士乘马握剑刺虎的图像，即证明了这一特征。由于剑仅限于击刺的单纯动作，在驰驱如飞的骑兵手里是发挥不了太大作用的。也正是由于这诸多的局限，才使骑兵无法充当作战的主力而只能处于辅助的地位。战国时期，秦国有兵员100 多万，其中“带甲”（指步卒或作“奋击”）百万，战车兵数千乘，而骑兵仅有1 万。包括后来发掘的秦涌三号坑，从出土的情况看，三坑中约有步兵涌6 千多，战车140 余乘，骑兵俑116 骑。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提供的双重数字表明：秦惠文王时，秦国的骑兵占军队总数的1 ％左右。到了秦始皇时，骑兵的比例已升至2 ％，这时步兵仍是作战主力，车兵的地位仍然高于骑兵。即是骑兵使用率最大、也最多的赵国，骑兵在军队中的比例也还是有限。战国晚期，赵国名将李牧在重新整编部队时，依然是以车兵1300 乘为主，骑兵13000 匹为辅。而在军队的总数中，骑兵所占的比例也不过是8 ％左右。况且这是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七、八十年的情况。
在其他诸侯国家中，骑兵的比例更少，不过1 ％左右。
骑兵在战国时期已初露锋芒，但迟迟没有形成战场主力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便是在骑兵史的改革进程中很小又极为重要的一个部件——马蹬的产生和利用。从秦俑二号坑的骑兵俑来看，骑兵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