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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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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姜子牙左手持金斧、右手执白旄,号令三军将士。周军纪律严明,旗鼓整齐,当大军开到黄河渡口孟津后,赶来参加伐商的诸侯竟有八百之多。
  就在这时,姜子牙下令班师回朝。因为他这次出征的目的就是检阅部队的战斗力量和试探诸侯的人心向背。姜子牙清楚尽管他的东征得到众多诸侯的响应,但商朝的实力还比较强大,伐商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所以下令班师返回。
  两年后,殷纣王更加荒淫无道,不仅杀掉了自己的叔父比干,并且囚禁了贵族首领太师箕子,商朝的一些贵族大臣纷纷叛商奔周,殷纣王不但失去了民心,也失去了贵族的信任和支持。洞若观火的姜子牙感到,灭商的时机来临了,在武王的授意下,他决定出兵伐商。然而,在出征前举行的占卜仪式中,兆辞却指出了“征伐将对周不利”的凶兆。恰在这时,暴风雨突然袭击了丰镐,几乎所有的大臣都为此感到恐惧和犹豫,纷纷劝说武王不要发兵征商。
  唯有姜子牙一人不信天命,坚持劝说周武王不可坐失良机。周武王终于被姜子牙说服,命大军即刻东征伐商。姜子牙率军从孟津渡过黄河,各路诸侯也纷纷率军前来助战。四千乘兵车浩浩荡荡地开往距朝歌七十里的牧野,列阵讨战,殷纣王仓促武装了七十万奴隶和东南夷战俘进行抵抗,双方在牧野展开大战。姜子牙率领周军将士冲人敌阵,商军虽众,皆无战心,看到强大的兵车将率潮水般涌来,自知难以抵挡。于是七十万人一起掉转矛头,引导周军杀向商朝京都朝歌。殷纣王见大势已去,登上鹿台放火自焚,统治中原近六百年之久的商王朝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在姜子牙大战牧野,以周代商之后的几百年来,许多史学家对战争前的占卜仪式进行了研究。从史料可以看到这种卜战仪式最早源于史前时期的石器时代,殷代最为盛行,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卜战仍然是战前的一项重要仪式。其占卜的方法是在龟壳或牛肩胂骨的一面钻孔,灼热后骨背面便出现裂纹,占卜者可按裂纹的不同判断吉凶。
  历史发展到秦代,由于资料的缺乏,后人无法得知这种卜战仪式是否在秦军中应用,甚至有人提出了这种古代卜战仪式在秦代已绝迹。三号兵马俑坑的发现和发掘,使困惑中的史学家又终于看到实证。在俑坑中除陶俑陶马和兵器外,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二号俑坑中没有的一堆动物骨骼朽迹和一段残缺不全的鹿角。这些实物的发现,无疑证实了秦代卜战仪式仍然存在。至于这种卜战仪式在秦代大规模的战争活动中如何应用和发生作用,也许随着秦始皇陵园遗迹的不断发掘会逐渐得到解答的。
  完整的古代陈兵图
  由于军阵是伴随战争而产生的组织艺术,又随战争实践而发展变化的多种形式。今天的人们要了解古代的军阵,自然显得力不从心。而随着古代兵书真本的失传和具有明显演义性史书及描写古代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的问世,古代军阵被无形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使它越来越处于一种近乎神化的境地。后人难以见到它的真实面目了。
  在唐代所留下的史料中,有一篇叫《李靖问对》的军事文章。唐太宗李世民问军事家李靖何为“五行阵”时,李靖当即回答了“方、圆、曲、直、锐”五种阵法,并向李世民进一步解释,尽管古代兵书战策所言阵种繁多,各家之说不尽相同,但总离不开“因地形使然”的道理,若将诸种阵形加以概括提炼,用此五种阵法完全可以囊括。在这场君臣问对中,李靖郑重其事地指出,“凡军不习此五者,安可以临敌手?”李靖对古代军事诸家阵法的概括,无疑又为后来的军阵研究者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这个谜经过了1300多年后才终于得以解开。
  1972  年4 月,考古人员在发掘山东临沂银雀山两座西汉武帝时期的墓葬时,意外地发现了记载《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4900  余枚竹简。兵法的问世,引起了世界考古界与军事界强烈轰动,为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理论佐证,悬而不解,争论不休的问题由此得到了确切而一致的答案。
  银雀山竹简《孙子兵法·十阵》曰:“凡阵有十,是为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锥行之阵、雁行之阵、钩行之阵、玄襄之阵、火阵、水阵。”《孙子兵法》虽列有十阵,在今天看来其中一些不能算作阵,如火阵只是用火攻击的方法,水阵则是在水上战斗或利用水攻击敌人的方法,这些不能成为独立的阵形。因此,《孙膑兵法》在继承《孙子兵法》思想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摒斥了孙子的“火阵”和“水阵”而成为“八阵法”。
  “八阵法”被孙膑首先提出后,历代军事家又接此加以推演,形成了庞杂而令人眼花缭乱的多种“阵法”。可惜这些阵法仍未能超越孙膑“八法”的范围。但就孙膑的“八法”而言,仍可提炼和简缩。如“玄襄之阵”只是多置旌旗而诱敌的疑策,并非战斗队形的排列组合,严格他说是不可称阵的。
  “疏阵”和“数阵”两种阵法大同小异,只是前者疏数,在战场上展开队伍,扩大阵地,后者在战争中收拢队伍,不为敌人所分割。两种阵法实则均属直阵的范畴。“雁行之阵”和“钩形之阵”,前者意在将队形呈大雁飞行状展开,以便更大地发挥矢弩之威,而后者的阵法是左右弯曲如钩,以便见机行事,采取迂回包抄。这两种阵法亦可用曲形阵加以概括。“锥形之阵”的阵法相当明确,旨在以精锐之师突破敌阵的防线插入敌人的纵深。由此,孙子的“十阵”和孙膑的“八阵”之法,实际的基本阵形仍是“方、圆、曲、直、锐”五种。可见唐代的军事家李靖对古代兵书战策的提炼和概括是颇有道理的。
  理论的总结自然要经过验证,然而中国古代军队刀光剑影、血流漂杵的战场,俱被岁月的烟尘所埋没。许多著名战役的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阵容,也不能“定格”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后来的人们就只有根据在烟尘中残留的蛛丝蚂迹来推断远古战争的辉煌场景,并按照各自心中意想的图形,对古代军阵的真实面目进行不休的争执。
  秦始皇陵兵马诵的出土,使人们透过欣赏这一奇迹的表层,同时也窥到了它隐匿于表层之内的深刻的军事战略和军事思想的脉络。这无疑是古代一幅完整的陈兵图的真实再现。
  三个兵马涌坑作为不同形式排列绝非是随心所欲的安排,它完全真实而形象地向后人展示了秦代精华的军事布局。一号坑作为异常规整的长方形出现也绝非偶然,这是一个方阵格局的典型代表。
  阵中的车马和武士俑背西面东,给人们显示了整个俑群已具备了锋、翼、卫、本几个在方阵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坑中的最前端横排三列共计204 件武士俑,他们中除三个头戴长冠的“将军俑”外,其余均是身着战袍,腿扎行滕,足登浅履,免胄束发,手执弓箭。军卒的装备显然是古代兵书所云的“善发强弩、远而必中”的摧锋之士。这同二号坑前端左翼安置的弩兵俑群一样,反映了这是一支攻击型的部队,其战法必定是在战斗开始的瞬间万箭齐发,迫使敌军突然乱阵。后续的38路大军乘机源源冲击,形成白刃格斗,斩将擒敌的阵局。在大军中间的特定位置上,战车上站有手握青铜宝剑的将军予以指挥,从而形成一个方阵的主体布局。
  在俑群南北两旁的武士俑,身披重铠,手执劲弩,面向军阵两侧呈出射状,这无疑是整个方阵中的“两翼”。在俑群的后部。有三排锐士作横队排列,背队大军,这便是方阵的“卫”。两翼和卫的作用在于防止敌人拦路截击或包抄后路,以保障自己军队的战斗行动不受敌人的夹击,从而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略目的。站在军事战略的高度上认识,一号坑兵马俑所组成的庞大方阵,提供给后人的便绝不是一张固定而呆板的图画,从这个战阵的组成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军事战略沿革的脉络。一号坑方阵的组成之本,在于以众多的步兵簇拥战车从而组成强大的决斗力。步兵手执矛、戟、铍等具有强大杀伤力的长柄兵器用以决斗刺杀敌军主力。车兵和弩兵则是用以射杀突出与明显部位的敌军,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这个方阵与春秋时期大排面的车阵不同的是,它充分发挥了步兵的战斗作用。战车所布之阵,可显示军容,威慑对方,发挥集体作战的威力。公元前656 年,齐楚会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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